一八七六年，因干旱導致德干高原農作物欠收，印度南部和西南部都受此影響，第二年饑荒范圍擴大，受災面積達七十萬平方公里。
在這期間，當地的總督向英國出口創紀錄的六百四十萬噸小麥，還為紀念維多利亞女王加冕典禮，舉行了六萬人的盛大宴會，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印度的經濟實力，這場饑荒導致大約五千五百萬人受災，五百五十萬人喪生。
現在的優勢也是有一些的，比如現在英屬印度擁有足足二十萬噸小麥，雖然應對目前早已經翻了幾番的人口，略微顯得有些杯水車薪。
但也不能不考慮，時代總是帶來了一些改變，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沒準端著飯碗乞討的印度人，真的會讓一些國家捐款捐物呢。
如果美國人能夠發一些善心的話，那么在英屬印度獨立之前，艾倫威爾遜并不介意，把還在手里英屬印度的一些自然資源，以合理的價格賣給美國企業。
誰讓他天生心善，見不得人們挨餓的場景呢。
國大黨內部的討論，艾倫威爾遜自然是不可能知道，但他知道最近甘地在干什么，扮演圣人的職業，話說回來甘地也塑造幾十年的圣人形象了，對怎么拿捏駕輕就熟。
這時的甘地已經七十多歲，貌不驚人，總是赤著身子，系著土織腰布，他的高貴和莊嚴的風度，他那從容不迫表現出來的謙遜的風采，形成了他的力量和權威，使別人不得不對他表示尊重和敬仰。
他那寧靜深沉的目光，總是能夠對事物作出深刻的觀察，他那清脆和善的聲音，總是使人感到沁人心田，引起共鳴。不管他的聽眾是多少人，都能夠與甘地息息相通。
可這一次甘地不得不返回國大黨，就在艾倫威爾遜如法炮制對穆盟展開游說的同時，因為帕特爾和尼赫魯，關于倫敦之行的看法起了分歧。
以尼赫魯和帕特爾在國大黨的地位，這兩個人一旦有了分歧，幾乎是沒有人可以調解的，只有一個人有這種威望，那就是已經開始巡游的甘地。
對于黨內兩個年富力強的領導人，發生了爭執，甘地不得不馬上趕回來。
關于倫敦之行，尼赫魯認為這又是一次帝國主義的陰謀，和前幾次圓桌會議不會有什么不同，應該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拒絕這一次的倫敦之行。
但帕特爾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覺得經過世界大戰的洗禮，印度的獨立時機已經成熟。
這一次的倫敦之行，和當初的圓桌會議在環境上已經不同，是一個讓英國人乃至于全世界傾聽印度聲音的好機會，機會不可錯過。
“多年來，英國人已經證明了他們不會放手。”尼赫魯堅決的道，“我們必須要明白，這一場斗爭的長期性，不能抱有輕而易舉的感覺。”
“我們的抗爭已經經過了幾十年，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開始，現在又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哪里輕而易舉了。恰恰相反，這是一次好機會。”帕特爾當著甘地的面堅持己見道，“這已經是最后的阻礙了，只要沖過去，我們將讓次大陸的數億人重獲自由。成為一個光榮的印度人，而不是以大英帝國一塊殖民地的面目出現在全世界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