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據說海漢人在離此十幾里遠的內陸修建了大片工坊，據說還開了一座鐵礦。在工坊中做工的收益比在港口勞作和開荒種地更高，只是要進入工坊做事不是那么容易，必須得先有社員的資格才能接受海漢人的進一步挑選。”魏平繼續解說道。
經過魏平這么一番解說，李奈和賀強也算大致明白了這地方究竟是怎樣一個社會結構。這些新移民來到勝利港之后經過篩選，首先會被分流到各個工地上做事，其中表現較好的一些人會被選入到“公社”當中，而公社中表現較好的人，會被選入等級更高的工坊做事。至于在工坊之上還有什么樣的設置，李奈就算不用問也能想到了。
據說此地的海漢人不過數百，要管理好日益增多的民眾，肯定需要提拔一些本地人來做基層的管理工作。從新移民、普通勞工、社員、工坊勞工，到更高的用工等級，海漢人為普通民眾設計了一套上升通道系統，不管這些人奮斗到了哪個等級，一定還會有新的誘餌擺在他們面前，誘使他們去為之努力。
這套社會結構其實并沒有什么新奇之處，大明社會中同樣也存在這樣的上升通道，比如賀強這個“福瑞豐”的高級管事，就是從端茶跑腿的小廝一步一步做上來的。真要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李奈認為海漢人對本地的管理手段更像是將民政治理和經商掙錢兩件事結合到了一起。
若是大明的地方官府，一般只會治理民政，至于民眾如何做工糊口，官府是沒有那個閑心去管的。除非是修路治水這種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工程，否則官府絕對不會把民眾組織起來開工畢竟組織大規模的工程是一個相當勞神費力的事情，不到萬不得已，很少會有地方官員樂意主動去做這種事。
而善于掙錢的商行一般也不會組織民眾進行生產，這不但是管理上會遇到很多難題，同時很容易被人扣上“糾集民眾、網絡民心、意欲不軌”之類的帽子。就算像“福瑞豐”這樣在廣州根基深厚的商行，也頂多就是組織個商隊，在老家弄個民團，絕對不會像海漢人這樣搞什么“公社”，將成百上千的民眾組織到一起修村建寨自成體系。這種事要是出現在廣州，李奈敢保證這幫海漢人早就全部被抓起來下獄待審了。
但海漢人將民政管理和商業經營已經揉合到了一起，本地的民眾被組織起來進行規模化的生產，李奈從昨天去看過的農場公社便意識到了這一點。這里的農田全部是統一耕作，統一收割，收獲的糧食也全部進入公共糧倉，由海漢執委會統一安排。
海漢人對于農業生產的安排細化到了一個驚人的程度，李奈甚至發現他們對施肥的頻率、數量和種類都作出了十分詳盡的規劃，這是他過去在任何一處農村都沒有見過的現象。如果不是親眼看到了農場的運作情況，李奈恐怕只會認為高歡所說的水稻一年畝產能達千斤是在吹牛皮。
以海漢人做事的風格，李奈不難想象，他們一定也在精鹽和玻璃的生產中采用了類似農場公社這樣的管理方式來組織生產。事實上前一天的接風宴上，施耐德就已經向他透露過，第二天會安排他們去參觀本地的鹽場公社，以增強他們對長期合作私鹽買賣的信心。
李奈從昨天的農場公社參觀中得知，只有一個規模很小的“公社管委會”作為農場管理機構，但這個管委會只是起到統籌協調的作用，而具體的事務則是由社員們所組成的各種職能細化的機構來負責實施，比如什么農技會、健康會、紅白理事會之類的一大堆。當時介紹的時候聽得李奈頭都大了，現在回想起來卻意識到了海漢人這樣做的深意。
以海漢人在本地的發展速度來看，不管是農場公社或是別的生產場所，規模的繼續擴大只是時間問題，而下面這些基層的管理機構也在隨之擴大，海漢人已經開始任命一些本地人出任民政方面的管理者。這跟大明民間的保甲制有著根本的區別，這里的公社并非民間聯保自治，而是由海漢執委會進行組織和管理，同時這些工作人員現在已經享有海漢人發放的工餉，在李奈看來他們就跟替衙門辦事的小吏差不多也就是說海漢執委會在本地的民政管理當中已經在全面取代地方官府的功能。
從旁觀者的角度來說，李奈不得不承認海漢人在民政管理方面做得極好，其成效遠遠超過了地方官府。而民眾的豐衣足食反過來也保證了此地的民情安定，社會秩序良好，而這正是李奈這樣的商人所看重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