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福建是我國重要的絲織品產地之一，早在1439年，朝廷便在泉州設立織染局，專門為皇室生產貢品。之后在景泰年間，福州知州畢亨也在當地設立了織染局，根據福州府志的記載，當時福州每年要向皇室進貢綢緞425尺，所用生絲1328斤，全由治下各縣攤派繳納。而到了明中后期，江南絲織業逐步興起，在技術水平和產量上都大大朝過了福建，這直接導致了福建官辦絲織業衰退。
但官辦絲織業的衰退并不意味著當地的絲織品市場就因此而畏縮，恰恰相反的是，明前期閩人大多用苧布制衣，對絲織品消費量不大。但到了明后期，絲綢類衣物反倒是成為了年輕人的服裝標配。如泰寧縣志中記載“泰之產只苧布，苧布之外，一絲一絮必易于外，而今富民子弟，服必羅綺，色必紅紫，長袖大帶，自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已極。”
類似的記載在泉州府志中也有較為詳細的記載，特別是在沿海地區，這種衣著習慣上的改變更是十分顯著。消費習慣的轉變，使得福建的絲綢市場不但沒有因為官辦絲織業的衰退而萎縮，反倒是在民間大為擴張。由于福建的產量有限，因此還會每年從江南進口大量的生絲和絲綢。在八通閩志、興化府志、安海志當中，都有福建富商從江南大量購入絲織品的記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曾撰文“吳絲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這個時期福建每年從江南輸入的棉花和絲綢，總量可稱之為天文數字。
當然這些生絲和絲織品也并非完全被本地市場所消化，出口也是其重要的去向之一。通過福州、泉州、漳州三個主要對外貿易港口，福建的絲織品曾大量出口到日本及歐洲市場。由于倭寇問題，明朝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禁止與日本貿易，日本商人甚至不得不到東南亞市場購買中國絲綢。而精明的葡萄牙商人在廣州收購絲織品，經由澳門運往日本販賣，每年數量在一至三千擔不等。
16世紀最后的二十多年，日本所出產的銀子有一半輸往國外，其中大部分都進入了葡萄牙人的口袋。在1599至1637年這38年間有記載的史料中，葡萄牙商人自長崎運出的銀兩竟高達五千余萬兩，而這些銀子中的絕大多數又通過澳門這個口岸，進入大明換成了絲織品和其他貨物。
而歐洲方向情況則有所不同，西方國家早在中世紀就從中國引進了蠶桑養殖，南歐的西班牙、意大利等國此時都具備了較強的絲織品生產能力。但由于歐洲的生絲價格非常昂貴，在歐洲市場上組織原材料來生產，遠不如從遙遠的中國進口生絲劃算，因此歐洲商人的主要進口目標是作為原材料的生絲，而并非成品絲織品。
關于這種情況，明末史學家何喬遠曾對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做過評論“是兩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國綾緞雜繒，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為用，湖絲到彼，亦自能織精好緞匹，鏨鑿如花如鱗，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悉得價可二三百兩。”
而荷蘭人從福建購買生絲所獲取的利潤也相當可觀，目前福建最大的生絲外貿供貨商許心素給荷蘭人的生絲供貨價大約在每擔140兩銀上下，不但交易限時限量而且還要先收取預付訂金，荷蘭人仍是趨之若鶩。但這些生絲運到日本之后，就至少有一倍以上的利潤。而馬尼拉的生絲價格，每擔生絲相比臺灣也要高出一百兩。為了獲取更多的生絲，西班牙人甚至不惜冒險每年穿越太平洋，直接從南美殖民地運白銀到東亞采購商品。
不過在這個時期，福建本地的生絲產量其實并不算大，而且福建蠶絲的質量不如江浙，絲織業的主要原料來自浙江湖州，而生產中心則主要集中在福州、泉州、漳州三個外貿港。福州以四層織品“改機錦”為特產，泉州以絲織品品種豐富而著稱，而漳州的特點則是善于仿造，國內最著名的蘇綢、潞綢，在漳州都能仿制，甚至連由國外反向流入的天鵝絨，在漳州也很快“山寨”成功，可以說堪稱是絲織界的“華強北”。
此時福建民營絲織業的地位雖然還不及江南吳越，但也算是國內重要產區之一，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引用兩朝重臣郭子章的話說“東南之機，三吳、閩、越最伙，取給于湖繭。”穿越集團從去年年底就已經開始在打蠶桑產業及絲織品貿易的主意，吳越雖好但距離稍遠，而福建則相對要近得多。當然最關鍵的一點，是福建地區有許心素這個超級地頭蛇可以利用起來。
執委會在半年多以前決定用出口武器來支持許心素反抗“十八芝”的時候，多少也存了一些日后利用許心素在福建獲取方便的心思。而隨著三亞地區建設進程的推進，執委會也終于開始有余力關注一些在穿越之初不具備開發條件的項目比如需要適應本時空環境的蠶種才能進行開發的蠶桑養殖業以及相關的絲織業。
福建的蠶種、蠶絲雖然不如江浙一帶，但對于海南的熱帶季風氣候而言，福建的蠶種就具有更好的適應性，對穿越集團來說實用性更強。農業部的人已經給執委會表了態，只要能有一兩年的時間來進行育種繁殖，應該就可以培育出適合海南氣候的本地蠶種當然這幾乎是在理想狀態之下的進度，實際上的進展如何，不單單要看福建方面的進度，同時也要視穿越集團在海南島上的發展狀況而定，因為適合養蠶的區域多在中北部，目前還并不屬于穿越集團的勢力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