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出生那一年我父親已經41歲了。在我的印象中，母親永遠是撅著嘴巴嫌棄這個指揮那個，父親永遠是拎著兩把熱水瓶急匆匆行走在上班的路上。
父親所在的工廠在小鎮上很有名氣。工廠上下班時間不像現在的工廠一樣打卡，也不像母親所在的學校一樣打鈴。更不像對面山上的寺廟里晨鐘暮鼓，也不像老家的生產隊里，叔叔吹響脖子上掛的鐵哨子上下工。
小鎮的居民每天早晚都會聽到“嗚嗚嗚嗚嗚”的警報聲。那就是父親所在的工廠上班了、下班了。騎著自行車烏壓壓的人群早晨從四鄉八村來到工廠，到了傍晚又像離弦的箭一樣飛回家中。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父親原本是不屬于工廠的，就像我的婆婆，她原本是不屬于王坑的。他們兩個是原來在宣平縣委時候的同事，都曾經是穿四個兜的小干部。
但我的父親我的婆婆又都同樣來自于廣袤而貧困的農村。所以每當我提起我在深圳制衣廠打工的辛苦的時候，他們罕見的同仇敵愾的對我嗤之以鼻。
他們覺得我在小鎮制衣廠和在深圳制衣廠并沒有什么不同，只是換了個地方上班而已。而且有班上有錢拿，在他們眼里這就是生活啊何苦之有呢
生活就像海里的波浪，有時高有時低，一切都很正常。父親說起他自己的人生故事總有一些輕描淡寫。
“我22歲一個人去深圳，獨在異鄉為異客”我有些不服氣的說。
“22歲有什么了不起。我22歲都拎著腦袋剿匪了。槍林彈雨真刀實槍，什么時候掉腦袋都不知道。更何況你現在25歲了還吊兒郎當混在家里。”父親瞇著眼睛說。
“我在深圳上大夜班，夜里三點鐘坐在釘扣機前釘扣子。生物鐘紊亂，渾身冷的汗毛直豎。”
“上夜班有什么了不起，我們年輕的時候農會里開會，打著火把一夜走三十里路。你下了夜班可以補覺，我們是日夜奮戰。”婆婆同樣咪著眼睛說道。
現在我相信他們真的是老同事了，你看連說話的口氣都不差分豪。
我父親是在街上碰到徐桐花，并且和她聊上天的。
聊完天，我父親氣哼哼的回家指著我的鼻子說“以后你不要和那個徐桐花的兒子來往，我不會同意你嫁到他們家去的。你到他們家你要吃虧的。你不要不聽我的話。”
我不知道父親怎么突然又變了臉。在這之前，父親是不待見牛皮糖，甚至扔了他拿過來的桂圓荔枝，但好歹棋還是下的，門還是開的。
母親沖我努努嘴，我會意的出門去。父親是頭順毛驢，不能逆著來。
晚上母親和我說了緣由，她說“你爸這個老糊涂，路上碰到徐桐花。兩個人嗆上了，把你爸給氣著了。”
我一聽就來氣了，什么人啊還敢氣我爸。不就是牛皮糖他媽嗎我倒要聽聽，是怎么回事。
母親嘆了一口氣，說道“你爸他這個人也是熬不住。碰到徐桐花么打打招呼各自開路就好了。你爸他問人家，徐桐花，你兒子天天跑我家來，你對兩個人的事怎么看”
“那徐桐花怎么說”
“她說，我覺得兩個孩子還小。”
母親狡黠的笑一笑，這不，你這老爹就惱了唄。他說你徐桐花兒子天天跑我家來，我拉下臉來問你一句。你說孩子還小，這不是變成我急了嗎好，那我就不讓女兒嫁你家。這不，杠上了。
我聽了，又好氣又好笑。合著你們兩個老同事置氣，火燒連營啊
那我該怎么辦呢
我腦子一轉，就算沒有玩過石頭剪刀布，誰還沒玩過老虎蟲子雞的游戲啊不是說一物降一物，糯米服紅糖
徐桐花，你今天惱著我老爹了，我明天從你兒子身上找回來。兒子是你心頭肉，我看你疼不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