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類似的事情，在許景昕還是禁毒警時，也曾聽一個同事講過，有人將虛假記憶利用到罪案中。
麻煩的是，在司法程序上，這又是很難區分開的，即便利用腦部掃描等科學手段來進行測試，也無法甄別哪些是真實的記憶，哪些是虛假的記憶，因為連本人都不知道，神經模式也只能根據本人的認知來做出反應。
另外還有一些案件，有些關鍵性證人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人有意的誤導，明明沒有看到兇手的真容，明明也沒有聽到當時的對話，卻在做筆錄的時候，非常清晰的描述出來過程，并且對自己的記憶堅信不疑。
可事實上，在偵破案件的過程中，讓見過嫌疑人的證人，來描述兇手的畫像，是非常少見，也極少會用到的手段。
因為人的記憶大部分時候都是模糊的，對于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普通人，即便是我們很熟悉的朋友，當我們想起這個人時，腦中也很難產生清晰的圖畫，更何況是去描述一個陌生兇手的五官。
其實聽到這里，許景昕已經發現了漏洞。
隨即就聽周珩問“你說她是不是很傻，程崎說什么她就信什么。”
可剛問出來，她自己就自嘲的笑了。
對周瑯來說，程崎當然是值得信任的，而且那還是處于“流放”中的周瑯。
許景昕這樣說道“這段時間我看了一些研究資料，還有一些心理學家做的實驗。其中有一項研究是針對兒童群體，結果發現有四成的人編造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段記憶。”
周珩疑惑的看過來“這么多”
許景昕說“詳細的實驗經過我并沒有看到，我也只是轉述。他們之中有很多人都非常堅信自己身上發生過的事，也有一些人可以完整地講出故事的全部。還有七成的人，認為自己年輕時候犯過罪，曾用武器攻擊過他人，還能描述出警察的長相。”
“這怎么可能”周珩困惑道。
“可事實上，就是如此。”許景昕接道“我過去處理的案件也有類似的情況，后來經過我們的調查，通過確鑿的證據和其他當事人的口述作證，在那個嫌疑人的認罪中，有幾段是來自他的虛假記憶。”
周珩似乎已經被轉移了注意力“那是誰灌輸給他的”
“沒有這個人，起碼我們沒有找到這個人。”許景昕說“或許那是來自他看過的電影，或是一本書，自己在腦海中勾勒了一個場景，或者是將情節代入到自己去過的地方和見過的人身上。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反復模擬越來越多，漸漸的就當做自己的真實記憶了。”
周珩不說話了，正試圖去設想那樣的情景。
許景昕繼續道“比較科學的調查是，當我們想起過去，我們會有大段的空白和遺忘，這反而是貼近真實的。或者你回想一下，過去十年里，你清楚地記住的事有幾件，這幾件相對于三千多個日子來說，比例是多少也許只有百分之一。那么剩下的呢”
“我的經驗是，當我們面對一個證人或者是嫌疑人，我們會非常希望他能盡可能將事情描述清楚、完整，但同時我們也會懷疑，它過于完整，有很大的可能是編的。”
周珩又看了過來，似乎聽得十分專注，連表情都放松了。
許景昕對上她的眼睛，緩慢地露出笑容，隨即說“曾有一位經驗豐富的前輩跟我說過，如果有一段證詞，不僅充滿了邏輯自洽的細節，還有豐沛的情感，且當事人對自己描述的深信不疑，這時候我們就要警惕了。后來在我處理過的案子里，那些非常有把握的證詞，最終也證明了它們是漏洞最多的。有時候就是證人或嫌疑人將他們聽過的東西，代入到自己的記憶里。大腦是很神奇的，它會根據吸收進來的故事，進行合理的編輯、剪輯，令它看上去更逼真，這就像是藝術加工，二度創作。”
這話落地，過了好一會兒，周珩開口了“我想你說的是對的。程崎不僅給她看了很多照片，還帶有感情的描述了那些故事。我不知道它們是不是經過二度創作的，但或多或少是他主觀認為的版本。人是講感情的動物，可能就是因為太真情實感了，她就信以為真了。”
許景昕輕輕頷首“真情實感和真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可我們往往會因為情緒上的感動、投入，而誤將兩件事畫上等號。”
周珩托著腮想了想，忽然笑道“你知道撒旦恐慌嗎”
許景昕揚了下眉，搖頭。
周珩說“就是八十年代在歐美盛行的一個概念，也算是一種心理問題，當時美國人普遍認為，那些恐怖小說、動漫、電影就是撒旦教徒的黑魔法，孩子的不良行為都是跟這些東西學的，而作為家長的自己沒有責任。其中比較諷刺的一個新聞就是，當時人們堅信有一對基督教徒夫婦，他們對一個三歲的幼兒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利用兒童來完成宗教儀式，后來被判入獄。可是到了前幾年，這對夫婦被無罪釋放了。是不是很荒誕很可笑，但在二十幾年前，美國人對這件事深信不疑。”
許景昕也跟著笑了。
這之后便是許久的沉默。
周珩一直看著他，直勾勾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直到她打了個哈欠，許景昕以為她要回去睡覺了。
可周珩卻只是抱著膝蓋，歪著頭，問道“依你看，我和她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