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過是學生比官員更叫百姓信任，同樣的話從太學生口中道出更叫百姓們認可。這實際上是一種政府公信力的流逝，就好比某時代，政府發布的消息還沒有網上胡編濫造的‘歷史發明家’們更叫人民大眾以為然呢。
且太學生人數眾多，經過神宗朝的擴大，叫太學生的數量從千百人一舉突破到了兩千四百人，如此之多的人數，錯綜復雜的背景，方始叫他們有了掀起輿論的資格和能力。
畢竟太學作為國家儲才之地，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還是很高大上的。北宋是文章盛世么。而太學生又不是在職的官員，他們普遍涉世較淺，沖動的勁頭較大，又因不是現任官吏，利害得失的考慮比較間接、比較少些而已。故也是很容易被煽動起來。
太學生又不是先知者。彼此掐架、內斗是常有之事。在事情沒有完全弄清楚，真相沒有大白以前，他們本身的議論觀點是搖擺不定，隨意動用，有時是為嘩眾取寵，有時更是錯上加錯。但是等到真相完全暴露(比如那向斗的兩派人相互的攻訐中揭露出來)，形勢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時，一部分還沒有完全在個人利害的泥坑中打過滾的太學生，才開始有了比較清醒的分析和比較正確的認識，從而開始有了所謂“清議”——聯名上書。甚至是更進一步的“伏闕上書”。
譬如說把這場戰爭失敗的原因從簡單的歸咎于高俅的無能貪鄙，轉為事情的本質——朝政的腐朽，朝臣的貪鄙可恨——括田所的作為，才叫梁山泊短短時間里發展壯大至此，那最大的原因實莫過于朝廷制定實施的那般多的苛政。從而要求朝廷力懲那些改對此事負相當直接或間接責任的權奸們，而這些議論也確實反映了市井大部分人的意見，因而受到市井百姓的支持。他們的誅伐又往往很大膽，敢于指名道姓地觸犯權貴們。
蔡京、鄭居中、楊戩、梁師成，那一個都沒少掉。
在這段時期中，太學生左一個“賊臣誤國”，右一個“奸黨可誅”，還時不時再加上一個皇帝荒唐，叫朝野都為之側目。也使得剛剛考中詞學兼茂科，任太學正，直接負有管教學生之職責的秦檜，感到十分不安，有的時候簡直是狼狽不堪。
太學正就是輔佐博士施行教典、學規，凡是違犯學規者，以五等處罰予以處理，并將學生守紀律、治經學、考試成績，通報博士的佐官。官職很低，但因為是學官，故甚是清貴。
身為太學正，在這波議論討伐朝堂重臣的議淪風潮當中，他必須立在一側不動搖，不然士林風評會把他貶低到骨子里的。
剛剛二十六歲，方才步入官場的秦檜便面臨如此危局，說真的，他前途堪憂。
蓋因為這“清議”也是一種力量，還是一種影響力很大的力量。就是蔡京也不能對民間輿論視若不見，就是皇宮里的天子也必須正視這股力量。當某個人被人人喊打的時候，他還能坐穩現下的位置嗎？何況秦檜還是學官，那就更重上三分了。
《萬言書》這東西既是一塊敲門磚，也是一個聲望聚集器，就譬如王黼。現下他是惡名昭昭，可早年太學生出身的他，也曾上過幾次《萬言書》，頗積攢了些名聲的。他的同舍生汪藻很不屑，還給他題上一個“花木瓜”的雅號，譏笑他的策略就如那花木瓜一樣中看不中吃。
結果汪藻到現在還是提點江州太平觀，終徽宗一朝均不得用。那就是因為他不僅得罪了王黼，更得罪了“清議”——俺們得出的最終結論，被你如此羞辱，豈能罷休？
所以這太學生的清議，于自己有利之時就，就時來天地皆同力；而要是矛頭直指自己的時候，便就運氣英雄不自由了。
只是這種事，執政大臣尚有所顧忌，不敢出之以公開的高壓手段對付那太學生，秦檜他一個小小的學正又頂得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