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并不傻，但大儒很難在仕途上取得如同他們在學術上的高度，正是因為他們開創學術的優點，被他們原封不動的搬到了仕途之上之后，便都變成了他們自身的缺點。
所以才使得他們在仕途之路上步步維艱，走的是極其艱難跟坎坷，完全無法達到他們期望的那般高度。
實踐跟理論永遠是兩回事兒，但兩者之間卻是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通過實踐可以總結出一條真知，通過理論得到的依舊是理論支撐下的理想。
做學問可以為所欲為，文人書生的氣節風骨在書中展現的淋漓盡致，可以讓他們在書中自有的表達著他們的觀點與理念，但凡與他們背道而馳的，那么也可以憑借他們學術的成就與高度，把不同的聲音打壓為偽學、旁門。
更為重要的是，文人求真求知的迂腐態度，或者是堅韌、執著的態度，可以讓其不知疲倦的學術上做著大膽的暢想，或者是依靠著自己的悟性，來對人心人性作出他們的見解。
但顯然，氣節風骨也好，執著堅韌也罷，在開創學術的過程中，會成為一把有利于自己的利刃，但若是在仕途上，那么就會變成一把只會傷己的利劍。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原則與堅持，每個人也都會有固執的一面，大儒把自己在學術上無往不利的原則與堅持精神，原封不動的帶到了仕途之上，堅持他們自認為的真理，而后跟那些圓滑世故、城府深沉，以變通為最大武器的政客來爭斗，其下場其實從一開始就已經分出了勝負。
能夠達到像史彌遠、留正等人這般高度的臣子，甚至是能夠做到一州一縣這般，手握實權的官吏行列當中，真正的文人則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理想與現實四個字而已。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理想存于書中，現實來自世俗，每一個能夠做到實權在握的官員，都有著能屈能伸、不怕打臉、不怕漏丑的最基本的精神。而這些，恰恰是大儒所不具備的。
不管是在書中還是在現實中，對于一個個以專家、大儒等等所謂權威來說，最怕的只有兩個字質疑。
權威最怕的就是打臉，最怕的就是被人質疑，從而也就形成了你敢質疑他，他就敢罵你的可笑邏輯，但就是這種可笑的邏輯，在華夏民族的幾千年歷史中，卻能夠一直存在，甚至在后世還越演越烈。
宋朝更是一個講究氣節風骨的朝代，文人的風骨與氣節，再加上朝廷那重文抑武的策略，弱宋之名其實一點兒都不冤。
不管是打仗還是治國，氣節與風骨顯然都不可取，但在宋廷的眾官員中，在北伐之戰中，便有著太多的文官強迫著武將高舉氣節風骨的旗幟去打仗。
風骨氣節可以使人青史留名，這更是使得一些大儒，甚至是文人書生都愿意緊抓風骨氣節不放的原因。
岳飛的風骨氣節，使得人們記住了滿江紅，文天祥以絕命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從而使得自己青史留名。
但若真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審時度勢之余，氣節與風骨便會立刻被他拋之九霄云外命特么的都沒有了，你還跟我談什么忠誠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