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面說，90年代的中國高校，論文科，北大第一，復旦第二。
這個排名并非以學術和教育水平為標準，而是特指社會影響力。北大和復旦的文科生極為活躍，經常搞出一些具有轟動效應的事情——1993年的“獅城辯論賽”，全國電視播出，把復旦之名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一場國際高校辯論賽而已，放在20年后，估計還沒有LPL聯賽受關注。
但當無數觀眾從電視上看到復旦學生舌戰群雄，擊敗一個個國際名校團隊，又在決賽當中噴得對手狗血淋頭，其所代表的意義直接上升到國家民族層面。全國媒體瘋狂報道，甚至《婦女生活》雜志都在贊美辯手們如何努力讀書，如何刻苦學習。
那些穿著西裝侃侃而談的復旦學生，展現出讓人耳目一新的睿智、凌厲、清新和朝氣，成為中國新時代大學生的縮影，被媒體評價為“代表著中國的未來”。
辯論賽電視播出以后，不僅復旦的報考率提高了，還在青年知識分子群體中衍生出兩句流行語：請不要偷換概念！請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也是從那時起，中國的學校里開始出現五花八門的辯論賽，電視臺亦熱衷于舉辦辯論賽。超級辯手可以成為全國性的明星，其影響力甚至足以抗衡某些影視明星，這是新世紀的小朋友們無法想象的。
雖然進入90年代，詩歌已經沒落，復旦沒了旗幟性詩人。但剛剛卸任詩社社長的韓博，依舊屬于全校風云人物，并在全國也小有名氣，這就是名校帶來的輻射效應。只要你在復旦能搞出一點東西，必然受到校內外關注，并且還可以在畢業之后轉化出實際用途。
復旦詩社的前任社長韓博，是個大帥比，一頭長發，不僅寫詩，還搞實驗戲劇，風格冷峻幽默，大概相當于此時的“復旦韓寒”。
而隨著《生化危機》的兩期連載，宋維揚和聶軍迅速走進大眾視線，跟韓博一樣，也成了全校風云人物，盛海的科幻雜志連招呼都不打一聲就直接轉載。
就這么出名了？
還是那句話：真他媽神奇！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就能知道這種“神奇”的原因。
楊信通過一次中外企業家交流會，就能讓喜豐罐頭打入歐洲市場，是因為此時的中外商業交流渠道太稀少了。
“獅城辯論賽”讓復旦聲名鵲起，讓辯手成為全國明星，讓“偷換概念”、“正面回答”成為流行語，是因為此時的中國大學生，能難有在國際上展現風采的機會。
至于《生化危機》突然在復旦走紅，并漸漸向校外擴散影響力，其實也很簡單。
整個90年代初、中期，中國科幻界主要充斥著三類作品：
第一類：硬核的傳統科幻。
第二類：政治隱喻和政治反思型，一些拋去科幻外衣，其實可以直接歸為傷痕文學。
第三類：歷史神話類。此時的中國科幻作者，喜歡把歷史和神話元素融入科幻作品，讓人讀起來總覺得怪怪的。
以上三類，不管是哪一類，作者都熱衷于講道理，引導讀者對科學、政治、歷史、文化、人性進行思考。而他們共同的缺點，就是劇情干巴巴的，主角除了大愛幾乎沒有別的情感，就算寫情也寫得很空洞。
這導致中國科幻一直很小眾，太硬核了，嚴重缺乏娛樂性。
而《生化危機》正好填補了這種空白，獨一無二，兼具科幻和娛樂性質，讓不喜歡科幻的讀者都看得很爽。
復旦科幻學社的社長郭濤順應民意，雖然依舊是月刊，但第三期《生化危機》的連載內容直接增加一倍。同時，他還征求了宋維揚和聶軍的意見，把《生化危機》寄往《科幻世界》雜志社。
《科幻世界》本來已經確定了刊發內容，收到稿件之后，立即騰出版面把《生化危機》放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