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有療效。”馬大秘很篤定地點頭，說道：“有太醫看過此方，認為其或是取自張仲景《金匱要略》所載的崔氏八味丸。本是小兒用藥，經過加減化裁，三補三瀉，肝脾腎三陰并補，又以補腎陰為主，配伍堪稱巧妙。”
好使就行，說這么多干啥？
徐齊霖說道：“是藥三分毒，若是感覺已有緩解，確也不宜長期服用。嗯，還是以食療和養生為主，長期堅持，勝過藥石。”
馬大秘笑著頜首，轉而問起徐齊霖最近的情況。
徐齊霖一一敘述，又向馬大秘打聽起最近朝廷上商議的事情。
馬大秘極有分寸，該說的說，不該講的一字不吐。
要知道，中書舍人因為掌機務要政，特規定四條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緩，禁違失，禁忘誤。
而且，中書舍人可就省內所議之軍國要政發表處理意見。百官所上議表狀，需經中書舍人進呈與皇帝，并提出初步處理意見供皇帝決策時采擇，是為勘議權。
所以，有些上議表狀，不在保密之列的，馬大秘倒也想聽聽徐齊霖的建議和意見，以免自己行使勘議權時有所失誤。
別的事情，徐齊霖只是聽聽而已，朝中大臣的政治經驗多豐富，做出的決策哪有自己置評？
可等到馬大秘說到漕運，徐齊霖便支愣起了耳朵。這個有門道啊，自己興許能借此而一飛沖天。
說到漕運，就要說到關中，說到長安。
關中號稱沃野不假，但其土地比較狹小。自東漢以來，其農業經濟在全國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
而隨著人口的增長，外來人員的涌入，統治機構的膨脹，特別是遇到災害時，長安地區便需要運進外地糧食來保障供應。
在隋朝時，糧食問題便已經很是突出。為此，隋文帝建置了黎陽倉、河陽倉、陜州常平倉、華州廣通倉。把函谷關以東和山西地區生產的糧食轉運到長安，以供京師之用。
開皇四年，隋文帝又命著名的建筑藝術家宇文愷修筑廣通渠。這條水道，引渭水，西起長安，東至潼關，全長三百里。
但這樣也只是緩解了一些糧食運輸的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開皇十四年五月，關中地區各州發生大旱，長安又發生地震，人心惶惶。
沒辦法，隋文帝便帶著百姓跑到洛陽去吃飯，因此得到了“逐食天子”的美名。
到了隋煬帝時期，開鑿運河，一方面是想擺脫關隴世家的束縛，另一方面也和解決關中和長安的缺糧問題有關。
初唐時，由于戰亂的關系，人口大量減少，再加上李淵和李二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每年不過二十萬石，問題還不算突出。
等到了高宗繼位，缺糧問題便尖銳起來，多次因為關中鬧饑荒而率領群臣禁軍跑去洛陽就食，最后一次的洛陽行，更是死在了路上。
按理說，大運河已經開鑿完工，漕運到洛陽幾乎不費什么力氣。而從洛陽到長安，距離也不算遠，何至于如此難運呢？
事情并不象想的那么簡單，真正的問題是出在洛陽和陜州這段路上。從洛陽逆水而上，在三門峽砥柱這個地方，水情復雜、暗礁極多，經常是船毀人亡。
所以，洛陽的洛口倉里的糧食堆積如山，而能運到長安的只不過是一小部分而已。
“朝廷每年都要在漕運上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時有斗錢運斗米之說。”馬周苦笑了一聲，作了總結性結束，“齊霖亦知陛下欲對高昌用兵，以十萬人馬、半年之期計算，所需糧草物資可謂海量不可計數啊！”
就算老子不改革漕運，高昌不是照舊被滅掉了？當然，漕運改革不僅僅是關系到糧食問題，更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金鑰匙，這才是老子看重的事情。
某些史家對于漕運是持批評態度的，認為這加大了對人民的搜刮和剝削。其實，立足于社會經濟的視角，漕運，就不是孤立的運糧活動。
漕運興盛，水運價廉，必然促進南北商品的流通。江淮、江南的經濟發展已經勢不可擋，但限于運輸，并不能使北方得到更大的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