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唐朝，采用均田制也是有歷史原因，以及實施的基礎的。隋末之亂，戰事頻繁，造成人口銳減，土地大量荒蕪的景象。
這便使得初唐時期，國家有大量的土地分配給農民。而百姓在受讓田地后，并不是永遠占有，而是要在死后將其大部分歸還給國家，再由國家分配別人。
表面上，這似乎沒有問題。只要大唐疆域足夠廣，有足夠的土地分配，便可以把這個制度長久地實施下去。
但事實上，到了高宗時期，均田制便已經瀕于瓦解，實在是因為均田制有著難以避免的弊病。
因為唐代的土地分為永業田與口分田，前者一般包括宅地與桑地等，為私有性質，可以傳給子孫或者進行買賣；后者是根據人口分配的，人一出生就有權分配，一故去就要收回。
這樣一來，隨著人口的增多，原有的土地再也就不能滿足需要，人口多的地區，能分到的土地所來越少，遠遠達不到政府所規定的水平。
而且，由于退田分田頻繁發生，使得土地呈現碎片化。一戶人家所擁有的土地常常分散各地。
由于沒有現代化的代步和運輸工具，農民要耕種相距很遠的田地，那是相當的困難。
據史料記載，唐代有人擁有的土地，最遠距離達到了百里之遙。一百里啊，有汽車還湊和，在古代，那真是沒法耕種。
再者，長安有多少官僚，又要占多少田地，那可是個巨大的數了。
按照規定，有爵位的貴族從親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業田一百頃遞降至五頃。職事官從一品到八、九品，受永業田六十頃遞降至二頃。散官五品以上受永業田同職事官。勛官從上柱國到云騎、武騎尉，受永業田三十頃遞降至六十畝。
此外，各級官僚和官府，還分別領有多少不等的職分田和公廨田，職分田的地租作為官僚俸祿的補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費用。
而田地不足的現象在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不僅僅是因為關中人口越來越多，還有朝廷分給大臣的田地，使得關中農民所分到的田地越來越少。
沒有足額的田地，可丁口又要繳納定額的租庸調，這個負擔很是沉重。等達到一定程度，農民負擔不起，也就只剩下了逃亡。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朝廷也出臺了狹鄉向寬鄉遷徙的政策，允許人多地少的地區百姓向人少地多的地區遷徙。
可政策是政策，不考慮當時的具體條件，也就是空頭文件，沒有實施的可能。
你想啊，地少的農民和無地的流民，當然想得到足額的田地，可遷徙到遠方卻是他們所面臨的最大困難，說是危險也不為過。
首先，是沒有具體的指向。這在后世是不存在的，打開電腦上網一查，哪個地方有優惠政策，又給田來又給房；哪個地方田地多，要招多少人耕種，可謂一目了然。
可在那個時候，老百姓是兩眼一抹黑。能走出所在地方圓百里，已經算是出過遠門，有見識的人了，誰又可能知道更遠的地方的具體情況。
不知道去哪里，更不知道路怎么走，拖家帶口的奔向遠方，餓死在路上都是大有可能。
就象歷史上自發的“闖關東”和“走西口”，那真是被逼得沒招兒，只能用命去闖一下。
而且，“闖關東”和“走西口”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到了目的地，又有多少能在陌生的土地上安身立命？
所以，讓老百姓自由遷徙，那就是扯淡，有政策也沒用。但凡餓不死，寧肯在本地要飯當乞丐，也不愿背井離鄉，去奔那希望渺茫的未來。
所以，沒有政府的支助和引導，要百姓自發地向寬鄉遷徙，那就是一句空話。所謂的政策，也是扯淡，沒有實施的可能。
而李四胖的奏報恰恰是針對這些而寫，并提出了解決的辦法，雖不是盡善盡美，但卻能夠緩解關中地狹人多的弊病。
說實話，這個奏報中雖然有徐齊霖的想法和建議，但連他也不能一功永逸地解決困難。盡管他認為均田制和府兵制，是大唐強盛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