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這么回事兒：
袁姐原本要升官了，去街道黨辦工作，組織部那邊有消息傳出來，年前要跟她談話，準備年后就調任。工作干得好，升官漲工資誰不高興呀，袁姐心里也美，就是打算低調一點，誰也沒跟誰說。年前二十九，區里和街道來人跟她談話，就在街道三樓的小會議室。袁姐那天穿了一套寶姿，頭發梳得全都立起來了，跟清宮戲里娘娘們旗頭似的，氣勢驚人，都已經準備好打算“感謝領導和同事們的信任，我一定不負眾望”了，誰知道組織部的人為難地，體諒地，用一種征求意見的方式表達了上級接下來馬上要做的決定：要不你還是別干了。
“我沒聽錯吧？”胡世奇傻了，“要免職？”
袁姐道：“免職不至于，我也沒犯什么錯誤，就說是讓我退二線。”
把我也給整蒙了：“憑什么呀？！您也不是快退休的年齡，胳膊腿兒比老胡還利索呢（胡世奇狠狠剜了我一眼），干什么要您退二線呀？或者咱是哪里活兒沒干好嗎？拿到全區全市去比比，咱們社區哪項工作不排在前面？不比別人家干得好？還是說，您經濟上有什么問題了？賬上一共就八百多塊，前兩天修窗戶花的二百還是您自己墊的。讓您退二線，這還講點理嗎？”
袁姐看著我們，深深共鳴：“你們兩個跟我當時的反應一模一樣！我就問了上面的人，憑什么呀？！我哪里不對了？你們猜上面的人說什么？”
“說什么？”
“說組織上珍惜重視每一個在工作中成長并成熟起來的同志，對于能力突出者當然要委以重任，小袁啊，沒有人質疑你的能力，還有對黨的事業的忠誠。但是組織也是人性化的，要求同志們能夠彈好鋼琴，協調好工作和生活的關系。一個人如果不能把家庭關系維護好，協調好，那實際上也是欠缺能力的體現。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希望你先以家庭為重。”袁姐瞪眼睛看著我們，“你們看，組織上多會講話，什么都沒說，什么都說了。”
袁姐說完，我聯系上次在她家跟我說的情況，馬上問道：“是姐夫吧？跟你沒談明白，直接找上面去了吧？”
袁姐：“一點錯都沒有。”
胡世奇：“他咋能干這種事兒呢？有什么事兒兩口子不能談，還找單位，我聽我姥姥說，八十年代才這樣呢。結婚也找單位，吵架也找領導，離婚也得跟組織談。姐夫是穿越過來的嗎？”
“我不知道呀，”袁姐也不擦眼淚了，攤著雙手，看著我們，氣得要命，“正式談話完了，我就追問找我的那倆人到底怎么回事兒。剛開始他們有紀律還不愿意講，后來被我給問煩了，就說了，你們姐夫提前一個月從深圳回的沈陽，就為了這點事兒。自己去找的街道主任，跟人家說我們要是再這么分居兩地，那就是真的離婚了。他還急眼了呢，說他要是離婚了，他就帶著孩子去主任他們家過日子去。這還是他們公司的技術總監兼副總呢。潑不潑？你們說他潑不潑？”
我看著袁姐，還是試著勸和，慢慢道：“……潑是有點潑。事情也是不應該這么辦。可也是證明他真愛你。”
袁姐呵呵，把桌上的牌抓過來，整理好，洗了幾把看我：“我告訴你洋洋，中年夫妻，說真愛，那實在是有點懸浮。沒有什么真愛！找不到合適的新人，或者不想要再去適應新的，就得留下舊的，然后去爭誰是說的算的那個。你姐夫用盡手段就是要當說的算的。就非得把我并到他的生活里去。就這么回事兒。你爸你媽也是這樣。”她開始發牌，一不小心一張牌翻過來露出來，是個小王，袁姐順手就放在自己那一邊——她也不用說別人，她也是要贏要說的算的。
我想了想我爸媽的情況：“我爸媽還行，沒有你跟姐夫厲害，也沒有你們兩個有能力。他們也不是總監，也不是社區書記。”
袁姐道：“不用客氣了，年后我可能就不是你們書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