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時候曾經有個著名的詩人歐陽修，他寫過這樣一篇議論文，名字叫朋黨論，關于朋黨他是這么理解的：
關于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與君子因志趣一致結為朋黨，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同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但是臣以為：小人并無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為朋黨，那是虛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后，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漠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所以說小人并無朋黨，他們暫時結為朋黨，也是虛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用這些來為國家做事，那么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波莫娜很難用語言來形容那個不善言談的西弗勒斯和人相談甚歡是個什么情景，這不同于奇洛拍馬屁，奉承話不斷地說，而是大家有模有樣地討論世界局勢，一副所有人都是有識之士的模樣。
倫敦不僅是金融城，還是政治中心，一千年前的長安，一千年后的北京，兩百年前進華盛頓，兩百年后的紐約，男人就是這樣，喜歡討論“天下大事”，好像不聊這個話題就顯得自己閱歷淺薄。
他們看起來很像是“朋友”，“朋黨”之間消息最為靈通，有很多“內幕消息”已經開始在上層傳了，每次大選之后，房地產均價上漲是一個規律，因為民眾會對自己選出來的政黨有信心，對經濟前景也會很樂觀。
“新官上任三把火”，各種措施和改革也會實行，但是這種情況能堅持多久就不得而知了。
相對于美國的投機市場，英國房地產浮動很小，一直走的是穩健路線，升降幅度也就幾個百分點，美國幾次危機就常常搞斷崖式下跌，但是英國的糧食價格浮動很大，這不僅僅是因為英國沒有和美國一樣使用“常平倉”制度，還因為“資本是英國的最高權力”。
三權分立就像是日神一樣燦爛奪目，英國是內閣制的，議會有“倒閣權”，內閣也有“國會解散權”，內閣受議會監督，議會對內閣不信任時可以倒閣，1815年至1846年強制實施谷物法，藉以“保護”英國農夫及地主免受來自從生產成本較低廉的外國所進口的谷物的競爭。它規定了國產谷物平均價達到或超過某種限度時方可進口，其目的是維護土地貴族的利益，在議會改革之前是土地貴族托利黨操縱著議會議員的選舉。即便在1832年議會改革后資產階級輝格黨組建內閣，谷物法依舊沒有廢除，資本家只是以和平的方式削弱了貴族保守勢力，在那個時代，“農業是一切財富的根源”，這一點和后來資本是最高權力不一致的。
中國人以為是閉關鎖國造成了鴉片戰爭失敗，其實閉關鎖國從某個角度是利于貿易保護，同時也讓英國對中國的情況不了解。
根據英國相關法律，議會通過的所有法案都會記錄在羊皮紙卷軸上，交國會檔案館永久保存。
“1840年4月7日起，英國議會下院……經過3天的辯論，以271票對262票的微弱多數，通過了內閣的提議。”這是中國關于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的主流看法，是英國議會決定了戰爭的爆發。然而，英國議會原始檔案否定了這種說法。
1840年4月9日英國議會以271票對262票通過的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的議案了無蹤跡，取而代之的是一份以271票反對262票支持而被否決的對英國政府的不信任案。
根據會議記錄，1840年4月7日，議會反對派托利黨以輝格黨人、時任英國外交大臣亨利·坦普爾的多處外交失誤，對英國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托利黨指責巴麥尊在對華政策上缺乏遠見、思考不周全，沒有給予時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適當的指令或可用的權力，沒有控制住非法的鴉片貿易。托利黨議員、不信任案發起者威廉·格拉斯頓在辯論中指出，英國和印度的財政收入六分之一取決于與中國的貿易，因此中國很重要。他提出，英國對中國了解太少，只是基于對一個港口的認識，“和這樣一個民族貿易不是比與他們爭執更明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