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三世一年的收入是三萬英鎊，法國的年收入是8萬多英鎊，而圣殿騎士一年的收入至少是600萬英鎊，圣殿騎士團一年的收入就可以趕上200個英國和70多法國的總收入了。
愛德華三世是明擺著抵賴不想還錢了，近50萬英鎊貸款加50%的利息，一年收入3萬的英國怎么可能還得上。
根據歷史學者保羅·加拉格爾在《威尼斯是如此引發世界上第一次也是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崩潰》一文中總結到，這一次的破產從人口規模上，遠遠超過了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波及將近50%的歐洲人口，而且再加上黑死病的流行，這次大蕭條歷史跨度從1340年到1440年，歐洲經濟整整經歷了一百年的頹廢。
與今天全球經濟危機所不同的是，600多年前的這一次金融危機中，14世紀的歐洲大都是城邦，連國家都還沒有建立，沒有任何政府有權去控制銀行和信貸，或者迫使他們有秩序的破產，這與今天世界各國可以聯手救市的背景完全不同。
那段時間除了教會還會發食物之外，農民根本沒有任何活路，每天教堂門口都有很多等著賑濟的人排隊。
保羅·加拉格爾總結說，“這就像是一個神話，這些清醒的銀行家們被那些好戰、奢侈的國王誤入歧途，被迫或者愚蠢的借貸給他們，從而導致剛剛萌芽的私人資本主義再次倒退，而在此后的饑荒、戰爭以及黑死病中，歐洲將近3000萬人喪命。唯有銀行家們堅持冷靜和自由貿易，并與好戰揮霍的國王隔離，才能有城市和國家的繁榮”。
佩魯齊銀行雖然沒有了，可是他們的資料還在，尤其是賬冊，那是最有可能揭露圣殿騎士資產流向何方的證據，畢竟法國國王不像愛德華那么不要臉，但他要臉的程度也有限，美男子聯合教宗一起把圣殿騎士給搶了。
從1337年百年戰爭開始打到1453年結束，剛好幾乎跨越了經濟蕭條的百年時間。
處于戰亂之中的人們感覺不到經濟危機帶來的痛苦，畢竟生命朝不保夕。修道院需要食物賑濟窮人，而法國是歐洲糧倉，連續幾任教皇都是法國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維京海盜都知道搶修道院，在他們眼里，那些黃金十字架和燭臺與神圣沒有絲毫關系，而修道院里總是有糧食和酒。
意大利也出產糧食，但是意大利被黑死病襲擊后人口銳減，更何況那時意大利還是分裂的，在需要依靠法國的糧食的情況下，教皇連續都是法國人，并且皇帝收走了教會特權也是情理之中了，在英諾森六世查理四世廢棄教皇選皇帝權。
查理四世是法蘭西國王腓力四世的第三個兒子，不是一位善于治理的君主。在他統治時期大大加重了課稅，令人民不堪重負。貨幣成色降低；國王以沒收臣民的土地作為一項收入來源。
所謂黑暗的中世紀最黑暗的就是百年戰爭這段時間了，一點希望都看不到，城市變得十室九空，到處一片蕭條，在以前還有點歡樂氣氛，死了那么多人后音樂也沒有了，只有死寂和烏鴉的叫聲，還有偶爾出現在這些空城里的鳥嘴醫生。
他們被人們誤認為是死神，是恐怖的化身，在負面情緒積累下需要一個發泄的目標，“燒死巫師”就是送上火刑柱最好的娛樂方式。
意大利的吃，其實是這個國家文化、政治、思想上“抵抗全球化”的物像表達，“抵抗全球化”的第一個特征，就是捍衛自身的風土。
這家船夫介紹的新意大利菜餐廳狄安娜就是其中的代表。
意大利的“EatLocal”和歐美中產世界里流行的“EatLocal”不是一個概念。
紐約、巴塞羅那、米蘭所售出的大部分EatLocal，指的是500公里內農業區供應過來，有亮麗的包裝，靠著社交營銷出售品牌附加值的商業產物，商標上往往有“有機食品”、“純天然”、“特級”等標志。
意大利的EatLocal是一種放棄百貨、大商場，在自家后院、村落后山種植農作物。
威尼斯的島上很多農家有自己種的桃子、橘子、蘆筍、番茄等，廚師會到這些人家里品嘗后從他的農場進貨。
米其林餐廳在意大利并不是美食家的首選，他們的本土主義很重，同時以“食物警察”自居。
檸檬可以隨便用，卻不能說用的是坎帕尼亞區的檸檬，這是商標侵權的，叫這個名字，就得按照這個地方品牌的品質要求。
威尼斯特產的Dorona葡萄酒在別的地方也喝不到，如果別的地方釀的葡萄酒想叫Dorona就必須按照威尼斯的標準來，而釀Dorona的古老葡萄品種就威尼斯潟湖葡萄園還有在種植。
在1999年以前，人們已經以為這個品種的葡萄已經絕種了，后來是一個外地酒商知道馬佐爾博島上還有一個古老的葡萄園在種植，這才讓這種文藝復興時期的佳釀重返人們的餐桌。
英國人也很懷舊，但是風格和意大利截然不同，從這家由鹽倉改建的餐廳的露臺可以看到亞得里亞海的風景，沒有多少現代的裝修，米黃色的外墻有和金屋差不多的哥特式窗戶，庭院里的餐桌鋪著“真正的威尼斯蕾絲”，他們一點都不擔心顧客吃飯的時候會把它弄臟。
理所當然的，這種餐館的價格也不是法比奧這種為游客服務的餐館能比的，更不是中產階層能消費的，天知道那個船夫是怎么知道這么高級的餐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