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安娜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有那么一天，她可能會上海牙國際法庭，當然19世紀初還沒有國際法庭。
可是利用船只制造毒氣室，為了銷毀證據將船只淹沒這種事無論如何看起來都不像是正義的，就算國內因為輿論封鎖不知道，國外也會傳開，英國報紙拿破侖又管不著。
《亞眠協議》簽訂后很多法國人會到英國去，等他們回來，就會像那些在愛爾蘭饑荒時前去旅游的英格蘭人一樣震驚。
他看似堅不可摧的統治是搖搖欲墜的，她可不想陪著他上國際法庭受審，并且還是處于被告的位置。
要制造一座鐵架橋需要很多時間和金錢，那需要在和平時期慢慢修，現在拿破侖缺的就是這個。
相比之下，道路才是更迫在眉睫的。
平民總是怪吉倫特派不調控糧價，蘭治的辦法則是設置一個恒準的價格，對市面上高出這個價格的谷物都會被查封后拍賣，這比較符合拿破侖的心意，因為拍賣所得歸國家所有，輿論還是支持他的，在平民眼里哄抬糧價的都該死。
但這個價格能執行下去的依據是必須保證市場上有足夠的谷物，所有人都知道，物以稀為貴，設定了價格，可是糧食市場上沒有那么多糧，價格還是要漲上去的。蘭治說了個很簡單淺顯的道理，將糧價便宜的郡的糧食運到價格高的郡，比如23法郎一公擔的區域賣到58法郎一公擔，這樣就算買38法郎一公擔，不僅運糧的人有的賺，高糧價區域的平民也買了便宜的糧食，這樣大家都得力。
可這個簡單的問題卻涉及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法國的路況，二是盜匪和乞丐攔路，軍隊不清出一條通暢的路，大車隊是沒有辦法完成這種省際轉運的。
同時當糧食開始漲價，農民也會捂糧待漲，他收了糧食不賣其他人還能怎么辦？市場價格沒有達到他“期望”的價格他是不會賣的。
農村人可以做到自己吃土豆、黑面包，將做白面包的小麥高價賣出去賺錢，然后將硬幣放在地里存起來，留著以后應急用，比如繳納兵役稅，交了這筆錢就不用去當兵送死了。
用紙幣也不可能，以前指券崩盤時的場面他們已經見過了，所以拿破侖免他們租稅是一招錯棋，要收重稅，逼得他們必須賣糧食繳納租稅才行。
拿破侖征兵還停留在古羅馬時期，以為從事農業和務農的兵源是好過城市里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法國人口有3600萬，去掉那些重復登記和流動人口，大概還有2900萬左右，相比起大革命爆發之前的2800萬人，人口還增長了。
10年時間法國死了多少人呢？戰爭部根據戰報所報的數量，大約有100萬人，不過這個數據可能是假的，拿破侖自己也改過戰報。
假設這100萬人里有一半是結婚的，按照加尼埃一個寡婦600法郎的補貼，一年就要3000萬，還不加上他們的婚生子和私生子，3800萬法郎都是少的。
假設一個女人，她的丈夫因為從軍死了，生了六個孩子，并且全部存活，那么她可以獲得2700法郎的年薪，一個政府的普通低級職員年薪1200法郎左右，她平時還可以在家務農，或者干別的工作貼補家用，有了這么豐厚的獎勵，女人會踴躍得嫁給軍人么？
喬治安娜看到拿破侖身上有癬都懷疑他得了什么怪病會傳染給自己，士兵在外征戰，過的是不知還看不看得到明天太陽升起的生活，他們都能干得出用3法郎租車，付給車夫6法郎，只要求皇帝經過給他“上一課”的事情來了，他們還在乎什么呢？
拿破侖將這個“空談”的政治經濟學家給踢出參議院不是沒有理由的。
戰爭只有在它結束的時候才是美妙的，現在喬治安娜充分感覺到納西沙·馬爾福出席盧修斯審判時那種顏面掃地的感覺了。
加尼埃所說的給寡婦補貼的事可以暫且不論，給她們面包卷的事可以考慮，大多數女人都是比較遵紀守法的，拿著證件和面包卷就能領到面包，讓孩子不至于餓得哭，這樣她們就不會和那些舉著圍裙，到凡爾賽去找國王要便宜面包的女人一樣了。
皇宮里有糧倉，這是一個常識，當首都被包圍國王等著其他的領主過來救自己的時候，皇宮里的糧食不僅可以給自己吃，還可以給瑞士傭兵吃。女人和孩子是不吃力士一樣多飯量的，喬治安娜可以試著說服拿破侖開皇宮的糧倉給這些孤兒寡母供應面包，那些給他切肉的有活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