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8月的某個夜晚，路易-拿破侖與他的小隊乘坐著五六艘小船在加來靠岸，他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雨布洛涅的駐軍匯合，隨后向里爾進軍。
早在1793年的時候，法國的查佩兄弟便在巴黎和里爾之間假設了一條托架式線路。早期人類假設電報的目的其實并不是為了傳遞軍事情報，而是為證券市場提供最新的消息。如果拿破侖滑鐵盧戰敗的消息先傳到里爾，并且通過電報傳遞到巴黎，通過馬車傳遞訊息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獲得消息就嚴重滯后，他在證券交易所表演的那個“戲法”就沒人去管了。
查佩兄弟假設電報時法國正在和奧地利作戰，它最初的作用是把從奧地利軍隊手中奪取埃斯河畔孔代的消息傳到巴黎的，從此以后比利時、荷蘭、意大利和德國及俄國也先后建立了這樣接力式的電報系統，電報出現在人類生活中的時間超乎人們的想象，雖然莫斯電碼要到1837年的時候才被發明出來。
路易-拿破侖在里爾的行動沒有成功，甚至在試圖逃跑時他差點死于槍林彈雨之下，盡管他跳入了河中，他還是被憲兵逮捕了，第二天巴黎的報刊就報道了此事，并且說路易-拿破侖是個危險的瘋子，讓他變得聲名狼藉。
這一次國王沒有放過他，他被關在了一個監獄里，并被判處6年監禁。路易-拿破侖沒有將這次牢獄之災視作自己人生的終結，而是一次新生，他放棄了煽動暴動，轉而選擇了寫作這條路，《清楚貧窮》便是他在囚禁期間寫的。
除此之外他還發明了波拿巴主義，如果拿破侖一世的堅定支持者是農民，拿破侖三世的票倉主要集中在工人階級，1846年5月25日凌晨，他用一個事先做好的假人代替自己，本人則穿上一件油漆工的工作衫，戴上假發又刮了胡子，用面罩遮住臉，悄悄鉆到了維修監獄的工人之間，打開了重重的堡壘成功越獄。夜里，當獄卒們進入他的牢房時發現里面只有一個模特，他本人此刻已經到了布魯塞爾，準備開始第二次流亡倫敦的生活。
后來的政府都以借給他衣服油漆工的名字“badinguet”來戲稱他，民眾也很喜歡這個名字，和“小伍長”差不了多少。
身為一個間諜，就永遠無法與那滴滴答答的聲音割舍。
在“肉餡計劃”里，英國人讓德國人確信自己獲得了準確的情報，伏地魔也利用了哈利這一點，給了哈利假的情報，讓他到魔法部取預言球。
有的時候你覺得確實如此，這個時候往往需要用別的辦法來判斷情報是否準確。
在等待亞利桑德羅期間，西弗勒斯便在看臺上教了莫妮卡一些小的技巧。
所謂紅帽分析法是要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比如一個銀行劫匪，他知道銀行里會有很多攝像頭，所以他們通常會壓低棒球帽、低著頭進入銀行遮擋面部。但是當他們搶劫得手后，他們想要做的事盡快逃離，這時候會更容易捕捉到劫匪沒有遮掩的面部圖像。
莫妮卡只當西弗勒斯說了一個有趣的故事，西弗勒斯想讓她學會了紅帽分析法來幫忙分析是不可能了。
萬幸的是還有個辦法是“魔鬼代言人”，這種情報分析法最早起源于教會，被用于教皇選舉中，會有一個指定的紅衣主教，他的任務是和所有人唱反調，每選出一個教皇候選人，他就要構建對立的假設來駁斥大多數人的觀點。
這個觀點可以是出自于他的主觀，或者少數派的觀點，提供異常證據，就比如女人覺得男人有外遇了，她的證據可能是她覺得聞到了男人身上的香水味。如果男人確實沒有外遇，又或者有足夠的證據來駁倒她的假設，那么魔鬼代言人所構建與推薦的對立判斷就不成立，大多數紅衣主教們選出來的那個教皇就是新的教皇。如果駁不倒，紅衣主教們還要繼續投票，至于那個被女人假設外遇“成立”的男人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以色列情報部有一個“魔鬼代言人辦公室”，它的目標就是為了避免陷入集體思維，使得整個情報部門盲從大部分人的觀點，莫妮卡是個女人，女人和男人不同，她們是用感性來進行判斷的。
不論是畫法幾何還是別的，這些都可以屬于理性，同樣是男人，并且用理性思維思考的男性可以利用這一點設計一個非常精妙的陷阱。
西弗勒斯讓莫妮卡談自己的觀點，但莫妮卡卻和西弗勒斯談詹盧卡，詹盧卡讓她和亞利桑德羅來巴黎，自己卻還留在意大利，全世界都知道巴黎的浪漫，詹盧卡卻在意大利對著電腦屏幕，這是哪門子的男朋友？
雖然法國和意大利都是歐盟成員，不過法國和意大利之間罪犯引渡還是有條件的。
西弗勒斯很快就放棄了讓莫妮卡當“魔鬼代言人”的想法，面無表情得看著球賽，而莫妮卡仿佛能自己和自己聊天，一直嘰嘰喳喳說個不停。
“我不是很喜歡他。”莫妮卡看著那個在足球場上踢球的年輕男孩說“我也不想和他一起逛巴黎，去埃菲爾鐵塔，為什么他不愿意多陪陪我呢？”
莫妮卡這話說得沒頭沒尾，西弗勒斯則看著那個奔跑城市探險者布呂尼，他此刻看起來和玩魁地奇的詹姆波特可真像。
“我希望他能省點力氣。”西弗勒斯說“別現在就把體力給用完了。”
“這是我第一次和他那個類型的男生交往。”莫妮卡說“是只是他那么怪，還是所有的有錢人都那么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