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印第安人學歐洲人學得快，歐洲人學印第安人也學得快，隨著印第安人與歐洲人之間的沖突變多，歐洲人也有被印第安人擄走當奴隸的。
被擄走的歐洲人通常都是要被贖回來的，約翰·奧爾登就被指派負責這件事，這筆錢作為保護國王子民的馬薩諸塞州總督必須給，條件是可以商談的。
被擄走的人終歸當過一段時間奴隸，通常來說會被沒有被擄走的居民瞧不起。有一個牧師列舉了《圣經》中《利未記》的章節，凡是從異國購買的男仆和女仆要“永久為奴”，是他們和他們孩子的繼承財產，那些被購買的異國人不能像那些被人購買的希伯來人那樣在千禧年得到自由，這樣一來就和從非洲來的奴隸區別開了。被奉為至善的約伯也是個奴隸主，在《創世紀》中也有諾亞醉酒的故事，那可能是最早的一起關于奴隸的判決了，米開朗基羅在西斯廷禮拜堂的天頂上還畫了這個故事，當諾亞的兒子們為不著寸縷的父親蓋上長袍后，諾亞詛咒了小兒子：“你將成為你兄弟的奴隸。”
南方的親奴派神職人員征引《圣經》以證明奴隸制的正當性，有了上帝做靠山，奴隸制也就有了壓倒一切的道德優勢，自然南方也就沒有“人人平等”了。
上帝讓一些人為王，一些人為男女主人，一些人做商人和勞動者，其他人做仆人和奴隸，這是傳教士們為社會不平等和等級制進行辯說的。南方種植園的棉花要送到英國的工廠加工，南方的美國人與英國的關系比北方更為親密，如果奴隸制都是道德的了，那世間還有什么邪惡的制度？
奴隸主們辯解道，奴隸制是一種仁慈的制度，圣經中的四個世界帝國也進行了連綿不斷的征戰，正是奴隸制拯救了戰俘的生命。南方奴隸主不像北方資本家那么沒日沒夜地壓榨勞工，如果奴隸遇到了一個好主人那個奴隸會過得比農民還要舒適。
在美洲大陸上有一種響尾蛇，它發出警告時會搖自己的尾巴，發出清脆的聲音，它的響環每脫皮一次就會增加一個，剛生出來的響尾蛇只有一個響環，年齡越大響環越多，發出的聲音也就越大，它與眼鏡蛇一樣都是毒蛇。
這樣一來那個說人生來不平等牧師倒更像是魔鬼假扮的了。
推翻父權當然是恐怖的，需要一點點“冒犯”的行為，英國的羅伯特·菲爾默是《父權論》的作者，他說到：君主們就如同亞當一樣，對于生靈有著絕對的權威。
對于國王的擁護者們來說，君主有著不可侵犯的權利，那是神授的君主制而來的。
當1688年“光榮革命”到來時，輝格黨人需要一種政治理論，使得他們的革命政黨合理，擺脫君權神授的觀念，而趨向于這一種新思想的就是洛克所修改的契約論。
以前人們遇到昏君時只能無計可施，契約則要求國王們正當得行使統治，否則臣民就有權解除對他們的效忠。
17世紀之前的人們普遍認為只有通過教皇才能解除效忠，因為教皇是塵世的代表，新教徒則認為他們能與教皇平等得共沐神恩，教皇也就失去了解除臣民對國王效忠的權力了，這也導致了教會對異端比異教徒打壓得更狠了。
在《論反對暴君》里說，王權包含了兩項契約，第一項契約時上帝為一方，人民和國王為一方，他們維系著上帝原來與他的選民所訂立的古老契約，即摩西十誡，在第二項契約中國王向人民保證施行公正的統治，而人民則服從于他，因此國王們要受到契約的約束施行公正的統治，而臣民們則與上帝有約看守他們，使之統治公正，君主立憲要求國王在憲法上簽字。路易十六接受了憲法，但他逃走的時候在桌上留下了一份聲明，譴責制憲會議奪走了王室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