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她問。
他繼續用那種古怪的眼神看著她。
她被他盯得很不自在，坐在原地東看西看，然后將視線停留在自己的手里的書上。
這是拉普拉斯寫的，上面還有批注，是拿破侖寫的。
可能是因為他的軍事才華太耀眼，讓人忘了他法蘭西院士的身份，可惜他只提供了一個幾何方面的定律，如果他有更多的時間閑下來，說不定能研究出別的什么東西。
“我能不能問你一個問題。”波拿巴問。
“你問吧。”她坐正了。
“你為什么不評價我的是非對錯？”他問。
“說你是對還是錯？這不是數學題，利昂。有時我們容易被經驗迷惑，覺得我們做的才是對的，別人不按照我們的方法做是錯的，需要糾正。”
“這不是老師應該做的？”波拿巴問。
“我告訴過我的學生們，不可以看到更好的約會對象，就把原來的舞伴給甩了，如果按照社會契約論，這是違背契約精神的。”她苦笑著“你瞧瞧我，現在有什么資格批評學生們？”
他怪異得笑了。
“老師也有可能犯錯，況且我們的經驗只適應我們的那個時代，生產力的提高讓孩子們所處的時代所面對的困境和我們的時代不同，我覺得比起說教，他們更需要的是指點和幫助，努力就會獲得成功并不是真理，如果是的話，為什么那些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的學徒們沒有獲得成功呢？”她嚴肅得說“他們明白懶惰的壞處，比起絮叨‘努力才會成功’，他們更需要有人指引他們努力的方向，畢竟在錯誤的方向不斷努力不會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而這是你需要做的。”
“你昨天不是說我要樹立‘禮崩樂壞’后的新秩序？”他問。
“未來，還有希望。”喬治安娜說“領袖不該是販賣希望的么？”
他靠著椅子看著她。
“有些東西，即便一開始發明的目的是好的，后來也會被人用在錯誤的方向，比如盧德主義者們毀壞的機器，他們的工作機會被機器奪走了，而有些教區發放救濟金則沒有那么嚴重的反機械運動，可是也造成了別的問題，有一些職業乞討者，他們放棄了那種為養育大家庭奮斗的精神，不斷墮落。”
“你怎么知道的？”
“你不是接見過阿瑟·揚嗎？他的見聞里就寫了。”喬治安娜說“他的眼目基本上都是農場主，救濟者和教區存在爭斗，一個希望拿得多，勞動少，一個則在治安法庭的判決強制支付后才會付錢，不覺得這么做太一板一眼了？”
她調皮得晃著小腿，很成功得將他的視線吸引了過去。
“你想怎么做？”他將視線從她的小腿移到了她的臉上。
“設立一個溝通機制，讓工人和工廠主坐下來商討薪酬的問題，即便在英格蘭也有人認為對紡織品過分壓價是不利的，不論競爭的激烈程度如何，也不可以吧價錢降低到一定的標準下，降低價錢也許是降低質量，從而也是破壞信用。”
“誰那么認為的？”波拿巴問。
“伯明翰的制造商，博爾頓，他是工業欺詐的不可調和論的反對者，他在1795年的制造商會議上發言，反對商品質量舞弊。”喬治安娜說“何不如這樣，將紡織品也和面包一樣設立一個最低限價，不論法國還是英國貨都這個標準，這樣就不用就關稅問題那么糾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