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歷二十七年，原尚膳監監官楊榮前往云南擔當稅監。
明朝皇帝重用宦官，這些派出去的宦官到了地方大肆掠取民間金銀，或巧立名目橫征暴斂，或以開礦為名搶占土地、毀民房，這些驕橫的使者均引起了各地人民的抵抗。
開采銅礦是件極辛苦的活，雖然當時西班牙人已經將南美的白銀運到了大明，但銅錢依舊是地方內部主要流通的貨幣，白銀主要用于遠距離結算。
明朝的銅錢都是在BJ城內的寶源局鑄造的，直屬于戶部與工部，這筆錢主要用于支付軍餉，接著再分配到各地，大部分士兵從駐扎的地方獲得許多銅錢，這就導致了像邊關哨所銅錢多到花不出去，而經濟發達地區銅錢并不達到充足供應的現象。
到了清朝進行了改革，允許各地方自己鑄造銅錢，這就造成了別的問題，比如直隸的銅錢與白銀的匯率與廣州等地方不一致，在與外商交易的時候就很難做到公平。
陸地政權和海洋政權最大的區別是運輸，海洋政權可以通過海運運輸糧食、瓷器這種“壓艙物”，而陸地政權運輸這些東西的時候是非常費力、費錢的，運費成了一筆很大的開支，而且不只是錢，還需要人去運。銅民辛苦工作了一天后連飽飯都吃不上，因為往云貴運送糧食也是很困難的。
楊榮到達云南后，身兼礦使和稅監，即主持開礦又負責征稅，依附在他身邊的爪牙到處搜刮，為楊榮修建豪華的住宅，最終激起了群情激憤。生員們聚在一起，寫詩歌諷刺權閹和他的爪牙，云南知府、知州抗拒采礦，楊榮以誣陷的辦法將這些官員、生員關進了大牢，整個云南的行政也因此陷入癱瘓。
麗江是個好地方，大理有蒼山洱海，麗江就有玉龍雪山和瀘沽湖，楊榮就以開礦為理由，向土司木增索要此地。
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木氏就一直鎮守此地，守護著通往土蕃的鐵橋，楊榮把這塊地方收了是打算自己去守么？
楊榮如此恣意妄為最終導致了民變，萬歷三十年百姓燒了稅廠，并殺了楊榮的一個爪牙張安民，楊榮惱怒至極，讓手下逮捕了數千人，全部用酷刑拷打致死，又將拒絕與之合作的指揮使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眾。到了萬歷三十四年，指揮使賀世勛等人忍無可忍，率領上萬冤民燒了楊榮的府邸，把他殺了后投入火中挫骨揚灰于金沙江，他手下黨羽二百余人也無人逃脫。
后來朝廷派了陳用賓收場，他到了地方第一件事是停止礦稅。
人要是能吃飽，并且過上安逸舒服的日子，通常是不會謀反的。可是陳用賓的奏折被“留中”，并沒有被皇帝看見。這時云南已經開始鬧起了土匪，楊榮之亂中小官員和民眾都參與了，朝廷為了招撫，只判了賀世勛一個人斬刑，其余人一概沒有問，但誰敢保證朝廷不會“秋后算賬”呢？
那些已經參與了謀反的人遁入山林落草為寇，并且與當地土著混在一起，他們一起攻打了武定城，當地的知府陳典畏懼其兇惡，攜印潛逃了。
陳宏謀開采銅礦的辦法是將開采權承包給了客商，他們從布政使那里獲取開采許可證后自己組織聚集在礦山附近的銅民開采，并負責精煉所必須的木炭、坑道支撐。
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如果無利可圖，誰會干費力不討好的事呢？
這些廠商對銅民盤剝，又加上朝廷的力量沒有深入這些深山老林，白蓮教作亂才如此聲勢浩大的。
廣東本來還算富裕，但人口太多與土地兼并，并不是人人都有土地。然而和川楚地區的人比起來他們還有別的謀生之道，陳宏謀在云南辦的那些書院也讓一些人不再輕易相信迷信，即使同樣是地處交通不便的地方，云南也沒有加入其中。
換一個說法，民變也需要民變的基礎，廣州和周邊的百姓還是比較支持提督的，舉人認為，相比起白蓮教，海盜才是真正的威脅。
崇禎年間有一個兵部尚書名叫熊文燦，在福建擔當巡撫的時候，海盜由廈門攻打銅山。
熊文燦招安了其中一支海盜，任命其為海防游擊，攻打海賊李魁奇、劉香等，徹底平定了東南沿海的海盜。
后來他又找招安了張獻忠、劉國能等，但張獻忠只是表面歸順，實際上是向熊文燦催索餉銀，屯兵數萬伺機而動，崇禎十二年張獻忠再次起義，熊文燦也因撫局失敗被捕入獄，次年被斬。
提督要卸任了，他當然不需要和熊文燦一樣招安海盜，但尼克“過堂”總不能和那些冤民一樣，到了堂上就立刻跪地大喊冤枉，總得找點別的話說。
尼克昨晚舒舒服服得睡覺，舉人卻一直在給他想辦法，畢竟不能才把他從虎穴里救出來就把他送進狼窩。
尼克確實解釋不清楚那張紙條是怎么來的，解釋不清就不解釋，供詞也是一種編故事，否則也就不會出現算命先生“張四儒”了。
陳宏謀的老師楊家修說過，唱戲的覺得自己演得好，但到底好不好，還得看看戲的人評價，靠掌管戲子的領班說好才算好。
尼克中文說得不利索，但這種場合也不可能叫翻譯來，他坑坑巴巴得將舉人說的“供詞”說了一遍，曹曦和提督一點都不催他，讓他慢慢得把話說完。
“你的意思是說，這是海盜在‘聲東擊西’？”
等尼克擦完了腦門上的冷汗，提督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