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波拿巴之前說的，農民之中甚少有文化，對于世界的認知沒有開闊的視野，這些勤勞的農民目光所及絕不超出自己的農場和他們愛去的市集，他們滿足于眼前的生活，馴服得聽從教會的傳道。
對于這些屬于過去的人們，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不變的世界中好好活著，“改變”對他們來說并不一定是好事。
法國人理所當然得認為教士都是那種會愚弄人的，覺得那些村民會上當受騙，當他們占領了比利時后，拆除了不少主教座堂、神學院，并向比利時人民宣傳“自由與平等”，這引起了當地人的激烈反抗。
當時執政的是雅各賓派，在孔多塞的設想里，應該通過啟蒙哲學來塑造全體國民的公共精神，羅伯斯庇爾和馬拉卻反對這一點。
總而言之那次教育改革是一場災難性的失敗，設想中的上千所新小學沒有辦成，法國原有的中學、高等學院、乃至軍校都被廢除了，只有教授科學、商業和農業方面知識的中心學校開了起來，并且還開到了比利時和萊茵地區，與在法國本土建立的一模一樣。
這也是羅伯斯庇爾的改革重點——平等，包括考試成績也要不分高低，但人格塑造卻必須完善。
當時負責攻打比利時的將軍是儒爾當，他是個外科醫生的兒子，就在熱月政變前一個月,奧地利部署在低地國家的軍隊在弗勒呂斯被卡爾諾和圣茹斯特組織起來的炮兵猛攻,那確實是地動山搖，原本奧地利的裝備更加精良,卻被打得潰不成軍。
經過此役法國人再次占領了布魯塞爾，并且幾乎在羅伯斯庇爾倒臺的同時占領了列日和安特衛普，即便淡水會結冰，可是1795年阿姆斯特丹城外的河流結冰,并且還將在阿姆斯特丹城外游弋的英國皇家海軍的船給凍住、能讓騎兵騎著馬踩著冰面過河的天氣還是很少見,儒爾當可沒有接受過軍事教育，只是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
有自信才能成事，人格健全的重要性也在于此，但布魯塞爾、安特衛普、梅赫倫、魯汶、那慕爾的臨時代表共同起草宣言,拒絕承認法國人的命令,拒絕承認法國人大革命的普世原則，即“自由與平等”。
一開始革命者們不相信，他們覺得大部分比利時人不過是被謬論和偏見,再加上某些人妖言惑眾、被那些背叛了三級議會，為舊統治者效力的法國流亡者蒙蔽了雙眼。但對于比利時平民來說，法國人和那些原來統治者這里的奧地利人沒有區別，他們倒不是痛恨被占領，激怒他們的是外來者對教士與信仰的蔑視。
他們在教堂外布置哨兵、霸占圣事用品、十字架、酒壺和銀器，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都會有比利時人與法國士兵爆發沖突，雅各賓派遭到當街的辱罵、襲擊和追打,甚至有哨兵會被殺。但有些地方他們還是很受歡迎的,比如布魯塞爾的“小魚販”，他們原先被大魚販欺壓,后來他們發現新的秩序將他們解救了,于是他們改變了信仰，不愿繼續被“神父和修士”欺騙,支持人權的捍衛者。
原本法國政府同意對荷蘭給予最小干涉,放手讓荷蘭人自己去塑造他們共和國的未來,他也確實沒有踏上荷蘭的國土,可是那個工業信貸銀行又是怎么回事呢？
這時又有人反駁了，奧熱羅解散荷蘭議會不算干涉？“荷蘭總督”修改憲法安插自己人不算干涉？他們算是法國政府的人吧,拿破侖出手至少能讓他們安分一點。
在荷蘭境內有相當多的親英、親普以及流亡者，1795年法軍踏過了冰封的河流后,蕩滌了君主和英普勢力，與組織紀律良好的法軍對比，英普軍隊撤退時曾大肆劫掠整個城市和村莊，簡直就像是將七年戰爭時期的場面重演了一遍。
和“土豆戰爭”不同，七年戰爭是以對城市縱火，以及造成慘重損失的野戰而著稱，大軍所過之處皆淪為焦土，不想自己的國家和城市變成那樣，那就到別國去。
歷史是被人書寫的,對于正義的衡量個人和民族的標準都不相同，從亨利四世開始,法國就想成為德意志小諸侯國的宗主國，不過在腓特烈二世統治時期的法國國王是路易十五，相比之下還是女沙皇伊麗莎白一世與奧地利的瑪麗亞特雷莎女王更難對付。
腓特烈允諾法國國王以萊茵河為兩國邊界,卻料想得到遲早有天法國人還是會踏過萊茵河的，當時英國在殖民地擴張，缺乏兵源,于是就從德國諸侯手中“購買”士兵，每個士兵公開價格是7到8英鎊，實際成交價格會高一些，他們一半的餉銀會落入諸侯的腰包里。
從腓特烈一世開始，德國諸侯就在學凡爾賽了。總之只要將法國鉗制在萊茵河邊界，普魯士就可以在萊茵河右岸繼續擴張。普魯士是教會國家的“天敵”，他們生來就肩負著世俗化的任務，怎么可能派大使去梵蒂岡當特使。
亡國的喪鐘已經敲響，有人選擇趁機牟利，也有人誓死反抗，毒死拿破侖，讓法國亂起來,這樣誰瓜分誰還不知道呢。
亞歷山大六世有一種毒藥,名叫坎特雷拉,這種毒藥的成分是未知的，一個是因為當時的技術條件，無法進行化驗，二是因為死于坎特雷拉的被害者都是紅衣主教，沒人會想去解剖一具紅衣主教的遺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