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邊走邊說吧。”大主教無奈得說。
經過了多年戰爭，普魯士地區形成了大量的孤兒，他們要靠乞討為生，有一個名叫奧古斯都·赫爾曼·弗蘭克的牧師，他看到這些孩子可憐，就開設了一所幫助窮人的學校，一方面是解決禁止行乞的社會問題，另一個是為病人、老人和孤兒提供幫助。
這位牧師本人是哈勒大學的東方語言學教授，哈勒大學是霍亨索倫領地上首屈一指的學府，大學里有很多虔信派和非宗教學者，分別任職于重要的管理崗位和教學崗，是未來牧師和教堂官員的搖籃。
在公眾和國王補貼的支持下，孤兒們的食宿和救濟有了保障，而且這些孤兒們還接受了初等教育，這個機構的教學安排主要是圍繞在實用技巧上，也就是說這些孩子會學到一兩門工匠手藝，以便為未來的職業選擇做好規劃。
一開始弗蘭克決定將兒童生產制造的物品變賣，以維持學校的開銷，后來他發現這個想法不切實際，孩子們的手工技巧和工藝都比不上那些行會的成年工人，有了慈善捐助后孤兒院才達到收支平衡，并且將本來的木頭房子，改成了一座石頭房子。
弗蘭克的目的是希望綜合設施能自給自足，他后來開辦了新的付費學校，用來接收特定社會階層和具有某些職業背景的孩子，學校還有獎學金，保證貧困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不至于因為經濟動蕩而失學。
他的夢想是成立一個“天國”，通過虔誠的努力，讓這個教育體系走出中歐，走向全世界。
教育往往與書本聯系在一起，隨著孤兒院學校越來越多，老師越來越多，他們開始在萊比錫的秋季市場銷售自己印刷的圖書，繼而又將分支開到了美因茨和法蘭克福，并且還成立藥品郵購貿易，利潤更加豐厚，為此孤兒院在中歐和東歐部分區域雇傭了代理商來委托運營。
當這些孩子只是累贅的時候，沒人會在意他們，經過多年運營，原先的孤兒院一靜發展成了一座集商貿和基礎教育于一體的綜合建筑群。若沒有柏林政府和地方官員的支持，想取得如此程度的成功簡直是癡人說夢，弗蘭克也深刻知道要仰賴這些強大盟友的幫助，便積極保持于王室和政府的聯系。
于是在1711年，國王給了孤兒院一項特權，它將劃歸到新普魯士儲君的掌管之下，而這位新儲君就是未來的腓特烈一世。
這位不知疲倦的“軍事之王”推動著哈勒教育體系的不斷擴張，并且還用虔信派教徒來管理新建立的波茨坦軍事孤兒院和柏林候補軍官學校。孩子的父親在戰場上戰死，成為孤兒他就要被送到軍事孤兒院，接受軍官的培養，合格后進入柏林候補軍官學校，畢業后又成為軍官。
甚至連想加入勃蘭登堡-普魯士的公職體系都必須進入哈勒大學接受兩個學期的教育和培訓，到了腓特烈二世接手的時候，不僅僅是公務員，連牧師、軍官也要接受哈勒模式的學校教育了。
普魯士軍隊中還有戰地牧師，他們和隨軍的牧師不同，隨軍牧師是聽士兵懺悔和禱告的，戰地牧師從正統教控制的民用教堂里分離出來，絕大多數時候他們是“非雇用”的，士兵們常把他們稱為“外國佬”。
孤兒院的委托代理人將分支機構開到各處，高聳的假發、華麗的服飾都是路易十四時代的特征，它們統統被丟進舊時代，虔信派積極贊頌謙遜、質樸和自律之美。普魯士的逃兵率很低，軍隊紀律嚴明，這都和虔信派嚴格的道德標準和嚴肅端正的職業觀有關，這些品質可以幫助軍官們持強凌弱的形象，樹立一個嚴謹自律、恪盡職守的軍官形象，也就是后來所謂的典型的“普魯士人的形象”。
腓特烈二世年輕時就接受這種教育，他本人是喜歡吹奏長笛和法國文學的，他對虔信派非常反感，盡管這個教派曾受他父親保護，這位新的君王更傾向用啟蒙派的大臣來管理宗教事務。
也正是因為失去了國王的支持，哈勒大學被啟蒙理性主義占據，參加哈勒孤兒院綜合體的人數越來越少，相應的孤兒院活動捐款人也在遞減，教派變得入不付出，并且主要收入還是靠的藥品郵購貿易。
大主教不想再對這個話題多說下去，他帶著喬治安娜離開了圣路茂狄主教座堂，去往另一個地方。
他們是步行著去的，雖然沒有拿任何宗教儀式的用具，沿途的路人還是停了下來，在路邊站著。
喬治安娜與一個帶著孩子的母親眼神不期而遇。
那位母親有一張蒼老的面容，看著干癟，毫無吸引力，而她的兒子大概有一個霍格沃茨新生那么高，他嘟著嘴，無聊得盯著前方，等著這支游行的隊伍走開。
她恍惚得轉過頭，腦子里一片空白，就像機械似的，跟著圣職團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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