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證據法律體系里，傳聞不等同于謠言，然而倘若要對傳聞證據本身的概念加以界定，那也是眾說紛紜，未能形成定論的。有人認為傳聞是指的那些不能在庭上作證的證人所做的明示或暗示的事實，肯定以及沒有證人作證時，向法院提出的文書上鎖記載的事實。
人們對文字和紙張有一種信賴的感覺，但也有人更信賴證人提供的證詞，尤其是在將手放在圣經上發誓過所說的話。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將發誓當作一件大事，就算手放在圣經上了還是會說謊。
死者的遺言、公共文書和記錄、論述公共事務的權威出版物都附和傳聞證據的特征，也是可以作為例外被法庭采納，成為認識事實的證據。但是在遇到諸如女巫、鬼魂等反物理、超自然的事實時，為了證明這種主張而提出的證據往往是不可信的，超自然事件絕不會得到“最佳證據”的支持。
只要有了“例外”，那么“例外”的情況就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1800年的英格蘭程序法很難被稱得上一套“體系”，包括圈地法在內，程序都是相當混亂，充滿了臨時性和任意產生且難以理解的產物，很大程度是以律師和法官創造出來的。特別是傳聞證據，它是一系列“例外”、“規則”及“合理化”的雜亂混合體，因此才有了邊沁針對證據法的研究和改革。
威廉·科克的兩位亡妻是不可能上法庭的，這很荒謬，然而也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威廉·科克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們。而間接證據首先要說服法官或陪審團認可證據性事實的存在，然后推導出爭議事實的存在。
在這個案件中，另一個關鍵人物是衛理宗的牧師，18世紀起，人們論證神是否存在已經從神示轉變為尋找更有證明力的證據。
三十九條信綱中提起了“我們即承認耶穌與使徒雅各禁止信徒輕易起誓，便可推斷基督教并不禁止起誓，反倒當受官府命令需要起誓，為信義必須起見，必須起誓時可按照先知教訓，合乎正義、見識和真理而起誓”。
起誓時往往存在其他懲戒方式，比如天打雷劈，不過官府的懲戒手段往往是偽證罪，與其等雷劈下來還不如送監獄里去。偽證中的謊言只有在宣誓作證的情況下才會受到懲罰，兒童、開除教籍、無神論者以及拒絕發誓的人都會排除在外，屬于“謊言許可制度結構”中，這些人往往被認為是不合格證人。
儀式會讓一些權力合法化，在婚姻關系中違背婚禮的誓言，不論過錯方是誰都不會因此被關進監獄，但按著圣經在法庭上做偽證就要被關起來。宗教懲戒本身就比較弱，更何況虛假的神跡和其他虔誠的欺詐一樣，有時會被用來服務于邪惡的利益。
歐洲最后的女巫葛爾勒迪在“正義和莊嚴”的形勢下被判處死刑，當無罪者被判刑時，會造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危害，而這個危害恰恰是法律力圖消除的，法律冤枉了一個好人，公眾會擔心自己也會因為類似的原因造成的不當傷害。
犯罪行為在無辜者的痛苦、司法程序對無辜受害者的痛苦，以及有罪者被合法懲罰的痛苦，都需要經過證明成立，否則就是一種罪惡。有很多人支持廢止酷刑，因為會造成屈打成招，也有人認為真相才能帶來安全感，酷刑的存在可以讓那些狡詐之徒變得誠實。
由此產生了一個觀點“讓一千個有罪的人逃脫，好過讓一個無罪的人被判刑法”，個人的不幸，包括無辜者的死亡，司法的法院不該因為對風險而草木皆兵。
可是讓一千個有罪的人逃脫絕非小事，關于治療師米凱萊的案件，教皇也介入了，盡管米凱萊說自己不是巫師那邊的，是“豐收的擔保人”，也一樣被判有罪，如果說以前的巫術審判針對女性，那么男性巫師也不能幸免。
牧羊人的工作是將狼趕走，一頭混進羊群里的狼會對無辜者造成傷害，公眾依舊會感到擔心。
人們傳流言的時候是不會想那么多的，更糟糕的是威廉·科克的案子已經上了報紙，人們爭相去看那個鬧鬼的房子，這件事已經傳到了歐洲。
他實在看著不像是個會殺妻的人，但兇犯可不會在頭上做標記，哈利指認給項鏈下詛咒的是德拉科·馬爾福，他也沒有直接證據，他只是目擊了馬爾福出現在了三把掃帚酒吧。
這種控告方式就很附和麻瓜的巫術指控模式，有人的牛病了，正好有兩個女人眼睛發炎，于是她們就被指控是女巫對鄰居家的牛施咒。
證據呢？哈利說“ijustknow”，考慮他是在麻瓜世界長大的，又沒有成年，并且在這一方面的教育缺失，那么是可以諒解的。
巫師是不信上帝的，雖然有教父，卻不需要將手按在圣經上發誓。
另外還有吐真劑，給未成年巫師喝是犯法的，但是對于成年巫師卻沒有這個規定，假的阿拉斯托·穆迪可喝了不少。
如果帕德瑪不去英國并涉足威廉·科克的案子，那她可以繼續玩，但要是她打算去“冒險”，她就不得不涉及這些與“童話”無關的知識。
回到了住處后，喬治安娜就把那封回信給燒了，等信燒完了，她覺得渾身都沒有了力氣，仿佛骨頭也變成了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