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也好，“敢於”也罷，都可歸結為施行新政的基礎。
這兩個基礎，桓蒙都沒有。
第一個基礎，桓蒙剛到荊州上任時，倒是被江左朝廷信任的，但因為荊州的地理位置實在太過敏感，加上他“上表即行”的伐蜀之舉，而且他還伐蜀成功，以致他威名大震的結果，他現如今早已是失去了信任，是被江左朝廷猜忌的。
第二個基礎，單說土著士人與僑士之爭的這個現象，以及莘邇、桓蒙兩個人的身份，其實謀某種程度上，是挺像的，土士、僑士爭權，不止隴州有，江左也有，莘邇、桓蒙的身份，兩人都是僑士，卻不同的是，江左掌權的是僑士，隴州之前掌權的土士。
這亦即是說，莘邇代表的是被打壓的一方，而桓蒙代表的是既得利益的一方，這就造成了：在新政推行的過程中，如果遇到現有之官僚階層的強大阻力之時，莘邇可以大膽地啟用僑士，換替隴州土士，桓蒙卻沒辦法這樣做，他身為僑士，總不能啟用江左土士，來取代江左僑士。
桓蒙本就對莘邇的新政極感興趣，在昨天細問過黃榮等，完全了解到了莘邇諸項新政的內容，及施行后的效果之后，他對之，更是佩服十分，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些新政，當真是針對時弊，扭轉江左積重的不二良政，究其內心的想法而言，他是非常希望能把之用在荊州的。
聽了謝執、郗邁兩人的意見，雖是明知大約這些新政，他是用不到荊州了，但他猶不甘心，說道：“三省六部此制，其本質是削相權，崇皇權，行之或者不易，武舉文考此制，的確是觸犯到了上品名門的利益，行之大約也會不易，此二制且暫不說。
“唯那府兵之制，革棄營戶兵籍，改從編戶募兵，一者，營戶世代為兵，入營戶、成兵籍者早就苦不堪言，麾之戰斗，往往士氣低沉，遠不及從流民中招募到的健兒敢戰，兵籍確乎是到了應該革棄的時候了！二來，戰時召之進戰，無事務農於家，農閑之際，由各地的‘郎將府’組織府兵操練，此深合我華夏‘耕戰’之傳統，是藏兵於民，著實佳政也！
“……無執、嘉賓，卿二人以為，此制我荊州可以學用之么？無執適才言道，此制關系到了我國朝兵制的根本，無朝廷旨意，我荊州自是不能施行，可如我上表朝中的話？如何？”
謝執沒有說話，郗邁回答說道：“即便明公上表朝中，只怕也是無用。”
“無用？”
“朝廷不會同意的。”
“沒有試過？你怎么知道朝廷不會同意？”
郗邁說道：“營戶、兵籍此制，為什么會施行，明公比我清楚。前代秦朝末年，與當下相似，也是海內戰亂，群雄并起，南北州郡豪強，或挾州自居王侯，或據縣稱王稱霸，幾無日不戰，於是百姓流離。成武王既是為了解決軍糧的供給問題，也是為了消弭流民為患的麻煩，遂設屯田之制，用流民耕種，為了能夠更好地管理這些屯田的流民，乃用以行伍之制來做約束。
“此即是營戶、兵籍的前身。
“營戶、兵籍制度最先設立的時候，不能說是弊政，反而，的確是解決軍糧、流民問題的一項良政，可此制確定之后，自此兵是兵，民是民，兵、民分隔，隨著時間的推移，營戶為兵，為國家服兵役之余，又服勞役，并時而還會被送給離任的長吏充當徒附，實已類同國家之奴婢矣！營戶的地位越來越低，乃出現了明公所言之‘士氣低沉’等等的弊端現狀。
“要說此政是不是到了該革棄的時候呢？的確是到了。
“可問題是，此制用之至今，營戶、兵籍者因同國家奴婢之故，早已被良民視之為賤也，良民呼彼等為‘三五門’，不與之通婚，如廢棄此制，改從編戶齊民中征募兵卒，勢必會激起編戶齊民的不滿和怨言，此其一也；朝廷南遷到建康到現在，在兵源上一直都很緊張，很多的營戶被送給了長吏們為奴為婢，南下到江左的流民，大多蔭附到了豪強大族的門下，被他們隱匿不報，至若江南本地的百姓，又多不愿應募從軍，這就使致就連建康的禁軍各營，如今亦不乏空有營名，了無兵卒，甚至干脆把整個營都給裁撤，不再設的，如果於此時，再把作為朝廷主要兵源的營戶給主動放棄掉，那朝廷豈不就要成個空殼朝廷了？此其二也。
“因此，邁愚見，便是明公上表朝中，營戶此制之廢棄、改革，恐怕朝中也不會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