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廣州站的調查來看，本時空還沒有這一類的金融機構，”程棟不慌不忙的說著拿出一本粗糙的“圣船”牌筆記本，“有的只是錢樁店，也就是經營銀錢兌換的店鋪。根據情報部門的調查得知：這種錢樁店除了兌換，還涉及小額的放貸業務，但是不吸收存款，基本上是靠銀錢的漲落拆兌盈利。資本的總體規模不大。”
財金委看中的，是匯兌業務。簡單的匯兌業務，在大明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各家商鋪之間為了減少現銀運輸的麻煩，進行聯號異地匯兌，但是規模不大，以滿足自己本商鋪、本行業的需求為主，象票號那樣專做出票匯兌業務的行業還沒有出現。所以這塊是空白的，大有可為。
“我們的銀行要做的重點是在匯兌上，類似于票號的業務。做幾年之后把信用豎起來，銀票就能匯通四海了。”
馬千矚搖搖頭：“大明好像對匯兌沒有很大的需求么！”根據他們的所見所聞，大明的商品經濟也就是這么回事，雖說不見得很原始，但是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所謂進入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遠不是那么回事。
“不然。資金的流動規模雖然不大，但是還存在的。雷州的糖就是一個例子。我們認為至少在松江的布、江西的茶和瓷、江南的絲、福建的靛藍這些產品上都是存在大規模的銀錢流動的。”他歇了口氣，“其實就是海南這個邊隅之地來說吧，根據情報部的調查，每年的檳榔和椰干貿易，也有好幾萬兩的貨值，這個規模來說，也算不小了。”
他列舉的這些產品大多季節性特別明顯，產品又往往是分散的生產的，所以每到當令時節，販運的商人就需要大量的資金進行收購。對資金的流通需求就會很大。
匯兌的生意：一是可以賺取匯水，也就是手續費，二來根據各地的銀價漲落，銀根的松緊獲取貼息的利潤，只要現銀能夠周轉，里面的花樣還能翻出許多來，無中生有的搞出錢來。
至于財金委員會辦銀行的另一個目的是為了盡快能把自己的銀票信用豎起來。將來穿越眾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活動要遍及全國，不管是軍隊、商人還是情報人員，都不能背著大把的銀子滿世界走路，至于臨高流通券用的是米本位，只是短期過渡，不可能也沒必要在全國建立起信用來流通。相比之下銀票不管攜帶還是使用，都很便捷。
“這不等于又發行一種新貨幣嗎？”有人質疑，“有了臨高流通券，再搞出一種銀票來，這也太麻煩了。”
“這就是誤解了。銀票不是貨幣，最多只能算是一張匯票而已。雖然在晚清也常有人拿銀票直接流通的，但是象影視劇里那樣動不動掏出一把銀票付賬的事情是絕對沒有的。”
因為銀票是有信用大小之分的。它不同于銅錢和銀錠，前者是官府的信用，后者是實實在在的貴金屬，銀票能不能在市面上硬挺，能在多大的范圍內有效，很大程度看發票的錢莊票號的實力、信用如何。所以有些銀票只能流通于一地，有的卻能匯通四方。這里的花樣極多，程棟也就不一一說明了，他還指出，如果能夠把銀票的信用建立起來，以后在資金調動和籌措上會有極大的好處。
吳南海還是反對：“馬上中原大地就會兵荒馬亂，搞票號匯兌肯定要牽涉到設局布點的問題，大筆的錢財和人力投下去，一打仗還不玉石俱焚啊。”
“不必，”嚴茗說，“我們不是辦現代銀行。用不著到處布點。選幾處商業繁榮、當官的扎堆的地方布點就可以。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和當地有實力的商鋪搞匯兌聯號。”
布點的思路就是打通幾條關鍵的線路。西南、西北、中原或是地方貧瘠，或是將來會動亂不止，自然不是布點的地方。最最要緊的，就是南北線路。特別是京師到江南的，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在明末的十幾年里，江南是最富庶最太平的地方了。京師的官員，少不得會把大筆的銀子運到這個洞天福地來存著，準備將來納福之用。此地又是布匹、絲綢、茶葉的大宗出產地，商業活動頻繁。
“具體布點城市，首先就是南直隸。”嚴茗說，“南京、蘇州、松江三地，穩定之后由南向北布局到清江浦和北京。”
蘇州和松江在南直隸是最富庶，南北兩京是都城，官員云集，自然要優先照顧到。至于清江浦，雖然在20世紀不過是一個籍籍無名的小縣城，在明清兩代卻是一個南北交通匯聚的大碼頭。
明清之際，溝通南北運河過閘艱難，黃河行舟之險。所以南來北往的行人除了運糧漕船之外，大多到清江浦就要舍舟登陸，經“九省通衢碼頭”向北，渡過黃河來到王家營乘馬或雇車北上。此地既是南北的交通樞紐，商業自然極其繁榮了。當地還設有屬于戶部管理的倉庫和屬于工部管理的漕船廠，駐扎有南河總督等許多重要官員。每年朝廷都會有大筆的治河經費下來，河道上的官兒之闊，也是名聞天下的。官多商多，銀錢流動就頻繁，是做匯兌業務的一塊風水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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