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作品里，最關鍵的證據是兩張表格，兩者都是統計十七世紀的日本白銀流出量。一個是舊時空歷史資料，西方人的統計；另一個是海關、外情局、駐外商站在本位面的各個港口人工統計出來的。
和舊時空相比，元老院替代鄭芝龍集團，建立了“東亞海面的和平”，這種和平是如此的有效，使得整個經商環境較之舊時空有極大的改善。同時，元老院的存在也建立了相對穩定的產品供應，所以日本白銀流出量也變得穩定了，不像舊時空那樣年份波動明顯，從1632年開始，約每年四百萬兩，鑄成澳洋的話，大概590萬元。
590萬的金額非常之大了，因為整個1635年元老院的財政收入不過2000萬澳洋。這幾乎占了四分之一強了。
這也是王愷最憤憤不平的一件事了，因為1635年為了兩廣征伐的計劃，不但2000萬花了個一干二凈，實際還產生了400多萬的赤字――這些赤字一部分由兩廣來的戰利品中彌補，剩下的是以印鈔票的方式來彌補的。
印鈔票固然方便，但是后遺癥卻是需要長時間來消化的。何況1635只是一個開頭，接下來各種擴大工業產能的建設，兩廣的行政治理……這些投入計算起來，大約沒有三千萬以上是過不去了。
“如果這筆錢能全我們手里多好！”王愷算出這個結果的時候不由乍舌，至少赤字沒有這么大。而且有很多提案也能得到撥款。
錢雖然饑不能食，寒不能衣，但是只要有錢，全世界都是供應商。企劃院時常感到匱乏的各種工業原料庫存，說到最后還是因為沒有錢。
元老院目前的很多困難和爭論，說到底就是攤子太大，但是錢太少。在所有領域都存在著“缺錢—沒辦法擴產能—更加缺錢”的惡性循環。而無盡的行政治理投入和治安戰把錢快速的吸走了
日本白銀流失的這部分收益，雖然不能解決全部問題，至少能彌補一部分缺口，讓很多難以維系的項目運轉起來――尤其是南洋公司目前準備開展的幾個礦產項目
這些為了滿足工業口需求制訂種礦產開發計劃，開發－回報的周期漫長，指望民間資金的長期投入是不可能的。所以這些項目還是列入了財政的長期性撥款的預算表中。
如果財政收入不足，預算可想而知就會被縮減。畢竟現在是“先軍”。而軍費開支又是只有投入卻沒有回報的消耗。可以想見，1636年的兩廣的治安戰會吞噬大量的軍費。
日本貿易航線的問題，在他的多次強烈要求之下，已經逐步得到了修正，他現在更關心的，其實是整個貿易體系的積弊問題。
一是現在的“自由貿易體系”之下，產生了兩個意外的反效果：白銀流向了元老院的潛在對手和敵對勢力；低了澳宋在貿易體系中的地位。
按照他委托外情局撰寫的《日本貿易利潤去向調查》的結論，在這條航線上產生的貿易利潤中，元老院控制下的招商局只拿到了一半。還有一半被VOC、歸化民海商和明國的走私商所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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