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壞，從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這些召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將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系。加之，開元以后，在邊防普遍設立節度使制度，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寶元年（742年），邊軍不斷增加，達到四十九萬人，占全國總兵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范陽等三鎮即達十五萬人。而中央軍則不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太差，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不堪一擊。節度使的日益強大，與中央政權矛盾日深，到天寶末年，終于爆發成為安史之亂。
李林甫出任宰相時，為鞏固權位，杜絕邊將入相之路，稱胡人忠勇無異心，淳樸單純，建議玄宗用胡人為鎮守邊界的節度使，而且又放任他們擁兵自重。因此安祿山身為胡人等得以取得權力，東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祿山部隊中最驍勇勁捷的一支部隊。而安祿山也因兼三大兵鎮獨掌十八萬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實力及野心。754年，安祿山奉命入長安，玄宗由是更信任安祿山《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嘗謂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答曰：“邊將擁兵太重，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又言“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就如李泌所說：“假如當初封賞給安祿山的不是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之官，而是給他百里之國，也就不會謀反了。”遺憾的是，玄宗不聽高力士的言論、加之玄宗義子漢人名將王忠嗣忤逆于他。如此玄宗更崇信安祿山。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約安祿山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亂的性質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更具體說，是唐中央政府與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斗爭。安史之亂的首領們雖曾利用了人民對唐王朝的反抗情緒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這并不能影響這次叛亂的根本性質。另一方面，在戰亂中由于安史叛軍對人民的殘暴行徑，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以及張巡、許遠的死守睢陽等的反抗斗爭，這些局部地區反暴政的斗爭是正義的，但同樣也絲毫不能改變整個戰爭的性質。
事件詳細
藩鎮崛起
隨著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間屢次開疆拓土，先后平定遼東、東、西突厥、吐谷渾等地區，使唐朝成為一個國境極為遼闊的國家。同時，為了加強中央對邊疆的控制、鞏固邊防和統理異族，唐玄宗于開元十年便于邊地設十個兵鎮，由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管理。
此等每以數州為一鎮的節度使不單管理軍事，而且因兼領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等職而兼管轄區內的行政、財政、人民戶口、土地等大權，這就使得原來為一方之長的州刺史變為其部屬。據《新唐書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節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為唐皇室隱憂。
外重內輕
唐初，全國實行府兵制共置634個折沖府，其中有261個位于保衛京師長安的關中，故軍力是外輕內重，保證唐室有足夠的兵力保衛京師及其政權。唐玄宗開元十年設置節度使，許其率兵鎮守邊地，軍力日漸強大，漸有凌駕中央之勢。開元十四年時，京師守衛改由彍騎負責。而天寶年間，邊鎮兵力達50萬。而安祿山一人更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這三地之間地域相連，兵力又于諸鎮之中最強，擁兵20萬，實力強大。相反，中央兵力則不滿8萬，形成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面，漸漸形成地方反過來威脅中央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