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秘書小吳給蔣春生送來一份報告，“局長，是蘇瑞慶留在桌子上的,關于脊髓灰質炎疫苗投放的調查報告。”
蔣春生微微挑眉，接過來翻了一下,他沒有想到,蘇瑞慶在臨走之前能將這份報告完成。
雖然是初稿,但是里頭的數據分析，一如既往地做得很扎實，要點分析也算面面俱到，可以說，這份調查報告是有厚度的。
蔣春生拿在手里掂量了下，他可以以“申城衛生局”的名義，將這份報告投到華國醫學上去,但是昨天謝微蘭的話給他提了個醒，萬一這份報告引起了上頭領導的注意，一層層問下來，發現這樣做實事的人才,被冠上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難免不會重新追查。
那他可就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
不過考慮了一瞬，蔣春生心里就作了決斷,將這份報告扔到了秘書手上去,“扔掉吧,反`革命分子的東西，做得再好，我們也不敢用。”他到底不能睜眼說瞎話，說這份報告毫無用處,但是態度也明確得很，不會給蘇瑞慶任何翻身的機會。
秘書小吳想為這份報告說兩句話，但是看著蔣局長面色不好，也沒敢開口，拿著報告出了辦公室。
等走到垃圾桶旁邊，望著上頭的“初稿”倆個字，久久沒有下得去手，他是知道，這份報告凝聚了蘇主任多少心血在里頭的。
從1965年脊髓灰質炎糖丸投放開始，蘇主任就以申城郊區的朱橋、百花、深水等七八個鎮子作為試點觀察對象，這一年多來，蘇主任組織申城這邊的公共衛生領域的同仁，走訪了多少個村莊，回訪了多少個家庭，光是那一份份調查筆記，怕都是有小山高。
他們有時候還取笑蘇主任的鞋不是在壞的路上，就是在換的路上。
先前他們都認為這份耗費了許多人力和時間成本的報告，一旦發表出來，定然會引起公共衛生領域醫學同仁的廣泛關注，怕是誰都沒有想過，有一天這份報告會像一堆廢紙一樣，落在了他手里。
吳懷仁到底沒忍心把它銷毀，反手放在了自己的包里，準備下班以后去一趟街道那邊，把它交還給蘇瑞慶。
打定了主意，吳懷仁心里頭也稍微輕松了一點，不成想，他剛坐下來，就聽蔣局長出來和他道“小吳，你下午早一個小時下班，去一趟街道辦那邊，看看蘇瑞慶、劉武和孫千翼的情況，明天早上來和我匯報。”
“好的，局長”
傍晚五點鐘，小吳到街道辦這邊，就見一個有些豐腴的中年女同志正在整理表格，禮貌地詢問了下，蘇瑞慶在哪里，工作人員覷了他一眼，微胖的手指隨意地朝后一指，“吶，在院子里干活呢，你就是有什么事兒，也得等人活干完了再說，先坐著等吧”
小吳記得自己身上的差事，向這位女同志問起蘇瑞慶幾個來這邊以后的表現，那女同志瞥了他一眼，淡淡地道“什么表現不表現的，反`革命分子還不夾緊尾巴做人你剛說你是衛生局的，那你說說，這幾個人中誰老實些，誰不老實要重點看著的”
吳懷仁和這幾位并沒有什么過節，如實道“都挺老實的。”他有時候都覺得，正是因為太老實了，才會堅持講真話，以致于被有心人鉆了漏洞。
那大姐冷笑了一聲，似乎并不相信一樣。
吳懷仁有些尷尬，覺得怎么解釋，也很難自圓其說，如果真都老實，怎么會是反`革命分子先前在單位里，很多人都知道這三個人是什么情況，大家畏懼權威而不敢說真話，但是現在面對一個陌生人，他想說真話，人家反而覺得他在說假話。
“真假混淆”“黑白顛倒”這倆個詞猛然就在腦海里躍了出來。
吳懷仁忽然就喪失了表達欲，沒再開口，坐著等了半個小時，蘇瑞慶幾個才碼好院子里胡亂放著的一堆磚瓦，顯得整個小院都整潔了很多。
他過去將蘇瑞慶喊到了一邊，把公文包里的文件袋遞給他道“蘇同志，這是你遺留在單位里的，局里也用不上，剛好蔣局長讓我來看看你們的情況，我想著順路，就帶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