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制司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遺欠，”行移如三省體式”，說白了就是要。高宗批準后，經尚書省，遂鑄印賜諸路，總制司初設，權力很大。總制司設立之后，高宗下令總制司事重者，與宰執同儀。
相當于是在三省六部之外，又設立了一個主官是宰相級別的，高級權力機構，這樣的機構，必須是自己人去掌管，至少要讓趙構信得過，這個人我們剛剛就說過，同樣是皇室宗親出身的趙鼎，不就是一個好人選。
于是趙構大手一揮，趙鼎成為了這個新設立的權力機構的執掌之人，同時大宋的經濟命脈，一定程度上，也重新回到了趙家自己的手中，是他們可以去把握的。
趙鼎上臺之后，又有趙構的支持，對于前線的各個州路，確實是給與了極大的支持，從客觀上來說，趙鼎的上臺，強化了大宋邊境各個重鎮的軍事實力，對于大宋來說是一件好事。
不過趙鼎和秦檜等人，是天然的政敵，好在秦檜現在不在禮部任職，不然的整個禮部都絕對會被趙鼎穿小鞋。
并不是說趙鼎是一個心胸狹窄的人，相反他絕對是一個胸懷天下的忠臣，但是他的眼中，秦檜他們畢竟是勁敵，能夠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對他們進行一定的打壓，這就是很好的政治手腕。
不過趙鼎上位之后，對議和派到底會有什么影響，短期之內或許還不明顯，不過這個影響遲早是要浮出水面的。
先是設置了總制司，之后大宋又進行了役法改革。宋室南渡之初，基本上襲用北宋末年免役法，這存在著一些弊端，同時也不符合南遷之后的民間的情況。
催督賦稅，或雇募耆、戶長，或以保正副、大保長兼充，各地辦法不盡一致，只要一個制度里面有不一致的地方，就容易出現混亂。
原來的役法之中，保正副或大保長兼充戶長催督賦稅，頗多賠累破產的，這是因為畢竟還是沒有統一的管理，加上這些保正副或大保長兼充戶長，在進行自己職責的時候，基本上都會有作奸犯科的行為，所以百姓苦不堪言。
建炎四年時，其實就已經發現了這種弊病，于是當年罷戶長，依熙寧法，差甲頭催督。然而甲頭多農民，差募之際，富者以賄賂幸免，貧者以誅求受害，破產者更多，民力重困。
于是，進士王九齡、祠部員外郎林季仲等紛紛上奏，請行耆戶長之法，總一鄉物力，次等選差，單丁許募人充役，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壓力。
紹興五年（1135）四月，宋廷同意修改役法。
四月還有一件大事，被囚禁在五國城的宋徽宗，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書法家、畫家、藝術家趙佶病逝，他的遺言想歸葬內地，卻未得新上任的金熙宗的允許。
徽宗趙佶在位的時候，初欲調和熙豐與元祐黨爭，以“紹述”神宗為國策，任用蔡京等主持國政，蔡京等托名“紹述”，禁錮元祐黨人，排斥異己，變亂新法，禍國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