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春，天下諸侯在全線暴動之余其實都還是殘存著最后一絲理性的。
春耕期間的外交、籌劃其實恰恰說明他們都把真正出動部隊的大規模軍事動作放在了春耕之后……袁紹、袁術如此，公孫珣、公孫瓚如此，劉表、劉備也是如此。
尤其是劉玄德，其人手上兵馬乃是三千丹陽募兵，又有陶謙隱隱在后面提供錢糧，明明是有機會搶攻九江的，卻還是停在淮河畔并主動上疏長安，這不僅是一種政治表態，更是考量到了春耕在即，不愿意用脫產士兵去破壞九江最基本的農業生產。
平心而論，這種人，哪怕是即將與之敵對的九江人，又怎么會不喜歡呢？更不用說立場本就偏頗的張昭張子布了。其人眼見著劉備在淮河畔不能輕動，便放棄了往江東避難的打算，反而主動留在符離替劉備打理起了后方。
而張昭此人，乃是徐州一等一的名士，其人既投了劉備，便引得徐州、豫州、揚州等地士子紛紛正視起了那位只有區區六縣的劉豫州。
然而，士人們總是習慣性的猶豫與謹慎，這和武人雷厲風行的作風形成了鮮明對比。
早在春耕未結束的時候，信使便往來不絕，衛將軍公孫珣在長安一家獨大，其人立場分明，姿態果決，干脆利索的否決了某些朝臣的‘調解’建議，直接以小皇帝的名義從尚書臺發出旨意傳令天下——袁紹、袁術名為漢臣，實為漢賊，凡漢室子民人人共討之，有得二人首級者，無論死活，皆封萬戶侯！
話說，中樞通緝二袁不是第一次了，董卓也通緝過，而且如今二袁的加一起直接統治的地域和人口足足有天下三分之一，瞇著眼睛吹牛把揚州那種地方劃拉進來說是半分天下也不是不行的，所以沒人指望這封御令能夠真的如何如何。
但是話說回來，衛將軍公孫珣又不是董卓那種靠兵變上位的人，也沒什么格外殘暴以至于動搖天下人心的舉止，恰恰相反，他是討董功臣，是天下人盡皆知的輔政將軍，所以他是能夠將漢室殘余的影響力調度起來的……而這個天下，雖然事實上群雄割據，但所有人理論上依舊是漢室臣子，要用漢室的名號來做事情；而且這個天下還殘存著大量深受儒家影響的忠臣士子；與此同時，很多基層的吏民、百姓對于大局并不太懂，卻是知道圣旨二字含義的。
因此，詔書一出，不要說袁術了，就連袁紹那里分明已經親自委任了地方長吏，并模仿公孫珣設計了車騎將軍幕府，卻還是有不少不愿意擔上漢賊二字的人，紛紛下野。
不反對，但也不參與。
不過，拋開這些中下層影響不說，對于明白人而言，卻是公孫氏與袁氏、北地聯軍與關東聯軍，終于在討董徹底撕開面皮，公開決裂了！
實際上，隨著詔書下達，二袁也開始公開發布榜文，指責公孫珣、公孫瓚為逆賊，公孫氏圖謀不軌，欲取漢室而代之，并號召天下人共討公孫氏。
這當然也是胡扯，而且那些中立的實力派人士，諸如陶謙、劉焉等人，怎么可能會因為一封書信就如何如何？他們這種人，真要是講究一些，當初討董的時候怎么不出兵？
董卓的禍害程度和強暴無度是公孫珣能比的嗎？董卓的威脅不比公孫珣大？昔日不討董，今日卻討公孫？
憑什么，這不胡扯嗎？！
實際上，便是劉表也只是因為他的地盤緊挨著南陽，算是跟袁術沒法調解，所以不得不被動參與進來。
但無論如何了，被動也好主動也罷，就在建安元年的春日，隨著公孫珣和二袁的公開決裂，如果再拋開太遠的交州和無奈選擇做了悶聲葫蘆的陶謙、劉焉，那么天下間兩大陣營對決的姿態其實已經非常明顯了：
一邊是二袁和孫堅、曹操、韓馥等他們的附庸諸侯；一邊是公孫珣和劉表、公孫瓚，外加劉備、劉寵、馬騰、韓遂之流……當然，馬騰韓遂是不能指望的，就好像袁紹也從沒指望過韓馥一樣。
于是乎，等到春耕剛一結束，自河北到中原再到荊襄，前一刻還在地里辛苦的農民下一刻就立即被從田間征召出來，成為了壯丁、輔兵，甚至是一線作戰部隊；而更早的時候，這些農民去年秋收獲取的些許糧食，僅僅在官府府庫中待了不到數月便被重新取出，重做軍糧；接著，大漢帝國最后一批遺留的武庫被打開，武器軍械被分發下去；而各地州郡的財貨也被集中起來，繼而分發給士卒、將領充當賞賜，以激勵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