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意義上來說，袁紹的猶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站在他的角度來看，或戰或退都是可以嘗試的，但又偏偏都有讓人為難之處……
如果真要打得話，好的一方面是他現在有生力軍，有些許兵力優勢，更重要的是還有地利（剛剛開凍的漳水），足堪一戰；但壞處是，一旦再次發生像梁期一戰那樣的大敗，那他袁紹的局面就會真的一發不可收拾了。
而如果不冒險，直接扔下廣宗退過清河（河流名，清河郡名稱來由），回到身后的清河郡中，依靠著清河、平原這些地方的數十座城池節節防御，固然避免了像之前梁期城下一敗涂地的局面，但這么做無疑是將魏郡、安平國，乃至于河間國整個拱手送出，有將沮授、張頜等等陣營中的河北勢力連皮帶骨、連人帶地整個出賣掉的嫌疑。
說白了，袁紹還在不肯承認，他是怕了公孫珣，他此番東行根本就是逃竄。而其人一旦自己騙自己，下面的人是沒法子的……真沒法子的。
這是因為這個封建時代，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人身依附關系上的，地方鄉間中的宗族，軍隊中的部曲制度，文官中的屬吏與征辟制度，使得下面的人無條件的依附到上一層人身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最后層層遞進來到唯一一個人身上。
這個人，以前是天子，現在是各地諸侯。
而袁紹之所以強大，他的‘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之所以如此有用，便在于此了……因為這天下間的人物如果想做什么的話，又不好或者不愿自己當那個唯一之人，便會理所當然的尋一個人依附，請他領著大家去做這件事情。
實際上回頭想想便知道了，當士人們被天子和他的家奴們弄的不堪忍受時，人們那時便理所當然的選擇了袁氏；而當他們一不小心玩脫了，把皇權弄崩，并搞出來一個董卓的時候，人們為了反對這個千古奇葩，暴戾武夫時，便進一步直接選擇了袁紹、袁術；而等到公孫珣異軍突起，領著北地邊郡一群邊緣武夫成功取董卓而代之，而且宣稱要鞭撻天下世族和豪強后，這些人為了反對這個他們畏懼卻又找不到理由反對的人，卻是更緊密的簇擁到了袁紹身側。
然而，成也依附敗也依附，成也公族敗也公族……袁紹這個人的出身、性格、能力擺在那里，所以整合起這些力量來極速，崛起也極速，就好像他之前搞關東聯軍嘩啦一下便起來一樣，這一次他的本土化、軍閥化策略也是嘩啦一下便成功了，使得不少人在短期內便看到了壓制公孫珣的希望。
可到了關鍵時刻，這個人身上的一切，卻使得那些人難以輕易控制，只能攤手而嘆。
畢竟，袁紹不是劉表，不是陶謙，不是曹操。
另一個時空里，劉表靠著荊襄世族剿滅豪強（宗賊），迅速完成了對荊州地區的控制，所謂帶甲十萬，橫行九郡，但一朝身死，那些本地世族便將他的孤兒寡婦輕易出賣；陶謙也是如此，其人出身南部野郡，作風倔強而又蠻橫，手里還有兵，前期壓制徐州輕而易舉，但他一朝衰老，徐州的大權還是落入到了本地世族、豪強手中；便是曹操，另一個時空中他初期起兵時的遭遇更是一個完美的例證，其人得到兗州全靠陳宮、張邈這些人的‘贈送’，可一旦殺了邊讓，準備真正自己當家，卻又被這兩個人給輕易出賣，整個兗州也收了回去，只能靠著荀彧獻上潁川來立足……
而與這些人相比，袁紹的最大不同，便是他天然為這個體制中的王者，別人可以根據這些人身依附體制中的某些邏輯將地盤、勢力賣給他，卻無人能輕易背離他，也無法真正控制住他，最起碼說控制力度有限。
這也就造就了今天其人陣營中的詭異情狀——袁紹無法像公孫珣那樣完全控制下面的人和事，可下面的人卻也無法輕易擺脫袁紹和質疑袁紹。
當然，這只是問題之一，最大的問題是時代變了……建安二年初的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人再懷疑，出身再高貴之人，再有權勢之人，戰場上一根箭矢足以讓他化為冰冷的尸體，從而改變一切政治力量對比，決定一切事物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