堺俗人教授扼腕嘆息之余，隨即就覺得自己有夠傻——他們連離子加速器質譜儀都沒發明出來，提前想明白這一點也沒屁用啊。
這些東西，都是環環相扣，一脈相承的。沒有前置條件，想明白了后面的也沒用。
他之所以沒想到，只是因為想明白了也無用武之地，所以壓根沒往這個方向費過腦力。
“后生可畏，真是后生可畏。中國人了不起啊，沒想到，以咱東大的高能物理基礎，在做同位素分離領域，居然還是你們技高一籌。”堺俗人教授心服口服地感慨。
山下武久教授在旁邊察言觀色地聽了一會兒，小心地確認：“那就是說，這個實驗數據，應該是有效的了？可以作為‘漢倭國王印’的年代鑒定正式結論了？”
“沒有問題。”堺俗人很有把握地說。
堺俗人都認可了顧玩的儀器和實驗方法、結論推導，其他人自然再無質疑。
當天剩下的時候，在多國專家的共同見證下，雙方用同樣的技術手段，也測定了一下中方帶來借展的“滇王之印”和“廣陵王璽”的年代。
顧玩的AMS非常完美地完成了任務。
最終測定的結果，顯示“滇王之印”上殘留的印泥含碳污漬，也確實產生于漢武帝劉徹年代——誰讓劉徹做了54年皇帝呢，那么長的時間，已經覆蓋了AMS的誤差年限了。
倒是鑒定“廣陵王璽”的時候，顯示的數據比較奇怪。按照《后漢書.明帝紀》，“廣陵王璽”應該是在明帝永平元年鑄印的，那就是58年。
“怎么顯示這上面的印泥殘跡年代至少是100年以后的了？按照誤差，可能都快東漢后期、沖質桓靈年間了。”
這個小意外，讓中方的不少專家都有些尷尬。
最后還是跟顧玩一起來的中央科大考古系的寧主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這并不奇怪，因為印泥的年份，不一定要等同于印章鑄造的年份。如果是常年使用中的印璽，表面殘跡污漬比印璽本身年代晚一些，在考古時是很常見的。
滇王之印和漢倭國王印，都是授予朝貢體系內的外藩國王的，他們拿到漢帝賞賜的印信后，回國不一定會使用，所以印泥年份跟印章鑄造年份相近很正常。
但廣陵王是東漢宗室藩王體系內的，初代廣陵王劉荊，為光武帝劉秀第九子、漢明帝劉莊同母弟。據《后漢書》，雖劉荊本人因多次謀反，被明帝懲戒，但僅僅是削其嗣爵為‘廣陵侯’，然其后人劉元壽、劉商、劉條三代依然‘服王璽綬’。
可見廣陵王一脈，直到東漢后期，都還是一直處在活躍狀態，他們完全有可能持續使用這枚印璽。所以，C14同位素豐度鑒定結論顯示的年代是東漢后期，才是正常的。”
顧玩也松了口氣，他還怕自己的機器，剛用了第三次，就出現掉鏈子的情況呢。
幸好寧主任博古通今，《后漢書》倒背如流，引經據典，直接幫顧玩把他解釋不了的點給圓了。
看來，能做到中央科大的考古系主任，水平還是有兩把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