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完音樂會的事后，許望秋和許望川坐火車回到了蓉城。走到廠門口的時候，許望秋發現132廠的牌子換了，從秀眉機械廠改成了蓉城飛機公司。看起來只是換了一塊牌子，但許望秋知道工廠開始轉型了。跟國內其他軍工企業一樣，132廠要開始軍轉民了。
跟電影廠一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軍工企業的工資福利待遇優越，生活設施齊全，是無數人羨慕的好單位。但隨著改革的大潮來臨，軍隊讓步經濟，導致大量軍工廠訂單大幅度降低，軍工企業被迫走上轉型之路。
在軍工企業開轉向民用之時，電影廠也會被定性為事業單位，開始獨立核算、自負盈虧。這兩件事看上去八竿子打不著，許望秋原來也沒想過這其中的聯系，直到最近參加關于出口公司的會議才明白其實都是經濟問題引起的。
1977年7月，國家/計/委提出，今后八年花65億美元從國外進口技術設備，重點發展石油化學工業。但某些領導頭腦發熱，搞成了洋躍進，計劃未來十年引進800億美元的項目。國家財政收入才800億人民幣，外匯只有幾億美元，搞這么浩大的工程，國家財政根本負擔不起。這個計劃在1979年被中止，但很多引進項目的合同已經簽訂。于是，1979年和1980年國家出現嚴重的外匯和財政赤字。
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平衡收支，軍工業開始軍轉民，其他企業實行撥改貸。這個政策解決了財政問題，但也留下了很多隱患。撥改貸將政府財政撥款，改為企業向銀行貸款；但同時企業的利潤照樣要上交財政，很多國企迅速陷入虧損困境，很多需要資金支持的高科技企業，由于得不到支持，從此與發達國家拉越來越遠，比如電子工業。
上一世中興和華為被美國人卡脖子的時候，很多人憤怒的問，為什么不早發展半導體。其實正是因為撥改貸，國家不再撥款，科研經費被大量砍掉，導致企業無力進行研發。比如北平電子管廠(后來的京東方)，想上馬液晶項目，由于缺乏國家投資而流產。
電影廠也是如此，在改成事業單位后，國家每年給各廠一定的流動資金輔助生產。到80年代后期，每部電影的平均成本已經接近100萬，而國家撥款依然是那么多，根本不足以組織生產，電影廠只能向銀行貸款。到了90年代初期，國內幾家電影廠全都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比如西影廠在80年代后期風光一時，在國際上拿了很多獎，拍了很多票房很好的熱門電影，卻因為統購統銷，賺不了錢，債務高達2000萬。
正想著，許望秋突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大喊“二哥！二哥”，抬頭一看，只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女，像一只快活的小兔子，在太陽底下，飛速奔來。
許望北從許望秋的手中接過包，快樂地問道：“二哥，大哥，你們怎么才回來呀？人家蘇白姐都回來半個月了。”
“我跟大哥有事要做。”許望秋發現一年沒見，妹妹個子長了一大截，伸手比劃了一下，驚訝地道，“望北，你長了好多啊，都變成大姑娘了。”
許望北站得意地笑著，露出潔白而整齊的牙齒：“我本來就是大人了嘛！”又問許望川：“大哥，你看我，是不是長個子了？”
許望川假意打量了許望北一番，笑著道：“真的長高了不少呢！”
許望秋三兄妹說笑著往家里走，一路上不住有人跟許望秋打招呼。《媽媽再愛我一次》讓許望秋成了名人，而《鋤奸》讓他的名聲上了一個臺階。廠里的家長教訓孩子的時候，都拿著他做例子，你看人家許望秋，再看看你！
在回家之后，許望秋將電影的事徹底放下，為過年忙碌著。準備年貨、推湯圓，買春聯等等，都是由他一手包辦。他一年沒回家了，而他明年在家的時間也很少，所以，他希望利用這段時間，好好陪陪家人，為家里面做點事。
許望秋每次去蘇振聲家的時候，蘇振聲總是會拉著他聊電影。聊《媽媽再愛我一次》，聊《鋤奸》，也聊他的新電影《楓》。許望秋記得上一世的《楓》是秀影廠張一導演的作品，沒想到這次劇本竟然跑到了蘇振聲手中。
大年初三下午，許望秋一家五口來到蘇白家。他們是過來拜年的，也是過來看電視的，因為今天晚上中央電視臺會播放“走進新時代”音樂會的實況錄像。許望秋本來想去廠里看的，在向蘇振聲借鑰匙的時候，被他罵了一通，說你們直接來我家看不就行了。
蘇振聲家的電視是進口的14寸日立彩電，花了將近三千塊。進口彩電不光價格高，而且不是想買就能買到的，必須要有彩電票。蘇振聲因為《媽媽再愛我一次》轟動全國，為西川電影系統爭得了榮譽，省里獎了他一張彩電供應票，他才獲得買彩電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