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的時候，我就知道川上勝吉了。”
程義明冷冷地說道：“他一直都是一個日本潛伏特工，代號是‘毒蝎’，長期在中國進行潛伏，并在燕京大學任教。民國15年，也就是1926年，他接到新的任務，借口日本國內有事，離開中國，到莫斯科進行潛伏。
當時我奉工農黨之命，到莫斯科進行學習，學的主要內容是情報工作。我接觸到的第一件案子，就是川上勝吉。他的行蹤，被蘇俄的政治保衛總局發現，不過在準備抓捕的時候，消息走漏，川上勝吉連夜潛逃。但蘇俄還是繳獲了一批他倉皇逃竄來不及銷毀的文件。
這其中，就有他在中國是如何潛伏的，如何刺探情報的。這些情報，蘇俄方面當然不會和國民政府分享了。所以從始至終，國民政府都認為他是一個親近中國的日本人。甚至，在九·一八事件中，川上勝吉還來了一封所謂的信，得到了委員長的表揚。
這應該是他在為未來的繼續潛伏做準備。1931年，我脫離了工農黨，33年，我宣誓效忠黨國，原本這個川上勝吉我也早就忘了，可是，偏偏他的所謂兒子川上秀喜出現了。我一聽他是川上勝吉的兒子，當時就知道，這是一個潛伏間諜！”
孟紹原聽到這里哭笑不得。
這川上秀喜也是倒霉催的。
本來川上勝吉在中國精心偽裝了那么多年，深藏不露，連委員長都夸獎過他，眼下他的“兒子”因為同情中國而叛逃，完全在情理之中。
可而他是，日本人哪里想到，會出現一個曾經在莫斯科學習過，而且還親自參與了川上勝吉案子的人？
國民政府、工農黨、莫斯科，本來如此錯綜復雜的關系，就因為一個程義明的出現，而徹底讓這個計劃暴露。
哪怕是孟紹原，也絕對想不到居然會有如此戲劇化的變化。
老天在亡日本人的這個計劃。
“在我知道了日本人的計劃后，立刻和周偉龍進行了商議。”程義明繼續說道：“我們覺得當場逮捕他，沒有什么特別大的意義，不如將計就計，把他給留下來，利用他給日本人發送錯誤的情報。周偉龍隨即又建議，是否可以借助川上秀喜讓人潛伏到日本人那里去？
我們第一時間就想到了陳榮陽，覺得他很合適進行這個計劃。我們判斷川上秀喜是陸軍部的情報人員，和日本陸軍情報系統聯系，他們不會來綁架川上秀喜的。所以我們選擇了讓陳榮陽向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門報告，果然，外務省的特務機關一聽就如獲至寶！”
接下來的一切就順理成章了。
在赤木親之的指揮下，利用陳榮陽提供的情報，外務省的特務機構順利的找到了川上秀喜的藏身地點，并且綁架了他。
川上秀喜有口難言，他絕對不能泄露這個絕密計劃。
在周偉龍和程一鳴的設想里，將來能夠再把川上秀喜“救出來”最好，實在救不出來的話，那么也可以讓陳榮陽得到日本人的信任。
而在孟紹原知道了“狗耳”的存在后，他們在向戴笠做了匯報之后，當機立斷，決定啟用孟紹原來配合他們完成任務。
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孟紹原居然從一開始就知道了這是一個局。
“我想，這應該是潛伏和反間的較量。”孟紹原淡淡地說道：“我不喜歡有人利用我，可現在是抗戰時期，一切的不滿都可以暫時放在一邊。你們要我救川上秀喜，那我就去救，而且在我想通了其中的關節后，我知道這會是一個非常輕松的任務，日本人也會‘配合’我的。”
能夠讓日本人那么主動配合的，恐怕也只有一個孟紹原了。
“一切進行的都很完美。”陳榮陽喃喃地說道：“除了那兩個死去的兄弟。”
孟紹原和程義明都知道他說的是什么意思，為了配合這個計劃，兩名軍統的弟兄被日本人打死了。
“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陳榮陽的聲音甚至都有一些顫抖：“日本人槍殺了他們，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我到了日本人那里，晚上一閉眼睛，就會看到這兩個兄弟出現在我的面前，他們問我，為什么要出賣他們，為什么？”
這種心態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