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村婦聯的付大姐也在村部，聽到這句話，立馬拍板“村長，支書，我覺得這個小姚可以掛我們村的集體戶。”
付大姐是個寡婦，她男人在二十年前就沒了，她一個人養大了一雙兒女，且作風清正，整個村子里就連話最多的長舌婦也沒有說過她半句不是。
在選村里的婦女主任的時候，能寫能讀的付大姐就被選舉成了婦女主任。
這么多年來，他們蓮花村沒有一個女嬰死于重男輕女，也少有家暴事件發生，主要就是因為她的普法宣傳到位。
至于村最里面水塘里那些被溺死的女嬰，大多數都是別的村子的。
從千禧年過后，這種溺死女嬰的事情發生得也少了。
姚雨然的事情林夕一點假都沒有摻和，付大姐這一輩子最討厭的事情一是賣女兒，二是家暴。
姚雨然什么都占了。她十分贊成林夕的做法。
“家暴這種事情，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而且隨著家暴次數越來越多。是極其容易失手的。這次姚雨然被打破了頭，打斷了腳，下一次可能就沒有那么幸運了。”
家暴這種事情只要有一次，就會有無數次。說白了，這就是一個試探底線的過程。
如果第一次家暴沒有激烈反抗，實施家暴的人就知道了另一方的底線。有了一次的成功，很快就會有第二次。
而有
一部分人，在實施家暴以后都是會有一個愧疚期。在這個愧疚期里，他們會找各種各樣的借口把自己實施家暴的“過程”合理化。
并且會用跪地、寫保證書等等舉措來尋求受害者的原諒。但無論是跪地也好，寫保證書也好，都不會管用。情緒上頭，該打還會打。
時間久了，這種愧疚感也不會有了。并且覺得理所當然起來。
打死打殘，只是時間問題。每年多少女性死于家暴呢
付大姐要求去市里看姚雨然，林夕從杜順成手里拿到了建筑隊的電話，把池香萍送回家看兩個孩子，開著車帶著付大姐去了。
付大姐的一雙女兒都在外面上大學，這些年付大姐沒有結婚，但她的精神十分富足。做村干部一年沒多少工資。
付大姐也做得有滋有味。甚至很多年前就有人要調她去鄉里的婦聯工作。付大姐也沒去，畢竟在婦聯上班真的沒多少工資，她還有一雙兒女要養活呢。
付大姐有個好手藝，她烤的燒烤味道十分好，每逢大集的時候她就會到集上去烤串，生意相當火爆。
她的一雙兒女的學費，就是烤串掙來的。這次蓮花村要開發，她是要開一間燒烤屋的，選址就在林夕選的宅基地旁邊。
或者說，林夕在哪里蓋賓館，她就在哪里開燒烤店。在去市里的路上，兩人在談論完姚雨然以及小芳小月上學的事情后，就一直在說這件事。
姚雨然已經輸完今天的消炎藥了。林夕不在的這段時間里，給她請了個護工，一個小時十塊錢，就是幫助姚雨然上個廁所，關注她的液體情況，及時叫醫生。
林夕來，給她結了30塊錢，護工立馬走了。醫院像姚雨然這樣需要護工的病人有不少，但護工更多，她要是不快點去攬客，今天就要閑著了。
姚雨然知道跟林夕一起來的婦女是婦女主任后，有些拘謹。她雖然覺醒了許多，但在面對官的時候，還是有點畏懼的。
付大姐做婦女工作也做了很多年了，她的行事很有一套自己的標準，態度十分和藹。第一句話就是歡迎姚雨然帶著女兒落戶蓮花村。
光這一句話，就足夠讓姚雨然高興落淚的了。心防被卸下，接下來的工作就容易多了。
在付大姐的詢問下，姚雨然大膽地跟付大姐說出了自己的訴求。
“我想給小芳跟小月改姓。”小芳小月的名字都是姚雨然自己取的。從她們出生開始，胡三就沒抱過她們哪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