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謝菲爾德在大衛格里菲斯面前一點都沒有掩飾，沒有人會一直拍不賺錢的電影，有點良心的電影人，可能會拍商業片賺錢，然后沒有舍棄文藝片，留一點殘羹剩飯給文藝片，這已經是很有良心的老板了。
謝菲爾德碰見大衛格里菲斯的時間還早，他知道大衛格里菲斯太過于固執己見，最后因為要灌輸自己的思維，后來連續撲街，失去了投資人的信心。投資人沒有信心了，自然不會在使用他拍電影，這個好萊塢之父很快就被遺忘了。
他可是難得見到一個和自己對盤的電影人，還指望通過這個電影人，灌輸符合自己利益的想法給大眾呢，所以并不希望出身南方的導演，因為對資本不尊重被時代淘汰，畢竟兩人都是潛意識當中對現在的國家不滿，想要恢復南北戰爭之前，南方引導國家的局面。
大衛格里菲斯的這種潛意識，從他的成名大作一個國家的誕生就能看出來。不過謝菲爾德的想法顯然更多，他還要顧及自己的階級立場，比如說盈利。還有夾帶在電影當中的私貨，比如快樂教育，通過這部電影，他想要給合眾國公民的公民一個暗示，知識不一定能改變命運，有很多方式為國爭光。
漸漸擺脫了年少無知的謝菲爾德，現在已經對慈善沒有太明顯的排斥了，他認為各大學校的體育設施并不達標，應該得到一些良心資本家的捐助，比如說他自己。
再者說了，他接受了顧拜旦的邀請，幫助籌備奧運會，拉上了一些小國組成了參賽隊，本身就是要為了快樂教育的展開服務的。他本人并不在乎合眾國的公民是不是酗酒、嗑藥、***，想著褲襠里面那點事，總比沒事想著造反要強。
很多事情都是互相聯系的，謝菲爾德用墨西哥裔轉移視線，可以算是成功了，但也可以算是失敗了，只不過為加利福尼亞公民增加了一個憎恨的對象，并不代表華工群體就不在遭恨，去年抗議聯合公司使用華工的游行也一樣出現了幾起，雖然規模并不大。
但已經足夠敲響了警鐘，和稀泥終究不是長久之計，現在經濟還好問題還不大，等到下一輪的經濟危機再出現，解決起來難免手忙腳亂。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慮，他才準備讓西班牙付出一點代價，解決屬于合眾國的問題。
“在加上一點可口可樂的瓶子特寫，通過和朋友的對話，提及一下另外一個百事可樂，幾秒就能夠解決的東西，加上一排對話字幕，完美。”最后謝菲爾德提及了一下植入廣告的鏡頭，就結束了和大衛格里菲斯，關于電影應該怎么拍的交流。
如果等到大衛格里菲斯名聲大噪之后，謝菲爾德和他溝通起來肯定非常困難。膨脹了就會變得固執，索性現在的大衛格里菲斯還沒有資本對抗投資人，最后導致自己被投資人放棄。年輕的大衛格里菲斯還可以拯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