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讀書人不讀史書，也不完全是大明起的頭，說到不讀史，就繞不開一個人，那就是朱熹，這個朱程理學的圣人。
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有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也是春秋時候魯國的國史。
而圍繞著春秋這本國史也有補充、解釋、闡發的傳，也是儒家經典左傳、公羊傳和谷梁傳。
朱熹認為春秋就夠了，對于左傳的態度是左氏乃一趨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于穩地，而不識道理，于大倫處皆有錯。
就是說左傳的作者左丘明是個小人，他的每一個字都不符合三綱五常的大倫，都是錯的，自此之后，春秋的三傳也被完全開除了儒家經典的行列。
朱熹的這個觀點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比如宋末元初的大文豪鄭思肖，將這一概念從左傳，延伸到了所有的史書之中，說自春秋后，史筆不知大倫所在，不過紀事耳，紀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偽者正，后世無以明其得失，諸史之通弊也。
到了這里還不算完，到了元時，將史分為“圣人之史”和“史臣之史”，圣人史就是尚書和春秋，元代儒生更加明確的指出自有尚書，二帝三王之治，燦若日星，其余皆可以存而不論，不嫌于略也。自有春秋，二百四十年之行事，明如指掌，其余皆可以論而不議。
尚書和春秋是圣人的史書，就連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都被認為是帝皇王霸之跡，不值得一提，從春秋之后的史書，都不用讀了。
這就是當下大明朝讀書人，凡讀書，先讀論語、孟子、然后中庸、大學，再讀尚書、春秋、禮記、詩經和周易，若未徹讀四書五經，就讀史，心中便沒有權衡，多有疑惑。
別說大明國史的實錄了，就是史記、漢書、資治通鑒之類的都不在必讀的名單之上，更別提朱翊鈞一直在學的算學了。
朱翊鈞讀史，張居正給小皇帝的教育中總是總結歷代的興衰與教訓，告訴小皇帝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比如張居正就一直在反對小皇帝用重刑對付科道言官，這是大明的耳目之臣，大明重要的糾錯力量，傷了耳目之臣，的確會傷到根基，這是以史為鑒的，歷代明君，莫不是良言嘉納。
至于如何從信息海里篩選出良言，良言的標準是什么，張居正也教給小皇帝了，那就是真實，若是不基于事實說話，那就是虛偽，那諫言，就要認真分辨。
侯于趙說話，就是這般，基于事實，這可能和他的天性有關，這不是小皇帝給侯于趙定性。
而是侯于趙的奏疏本就是這樣，比如他請小皇帝召開朝會，就是基于事實，皇帝不上朝，嘉靖皇帝二十多年神龍見首不見尾，隆慶皇帝更是連輔臣都不見了，這是不是有些過分了呢
朝臣見不到皇帝，皇帝見不到朝臣，是真實的問題，侯于趙也考慮到了君上年紀小，說每月初三開一次。
而這次，他的奏疏雖然還是一堆的廢話，但是說的還是真實情況，論首級功，不客觀，不能真實而清楚的反應出戰場的情況，守城不是功勞嗎拒敵不是功勞嗎完全只看首級的戰爭，也不符合仁德之學。
所以，他諫言把軍功分成五等，再把破陣、攻城、奪舟、招降這四種單獨列出來作為一種奇功存在，讓功勞不再唯首級論，而是以戰線論、以目的論、以事功論，只要達到了戰略目標，那就是勝。
“侯愛卿是怎么想到這個的”朱翊鈞大感驚奇的問道。
侯于趙沉默了許久，他其實想做個普通的科道言官罷了，但是陛下問，他也只好俯首說道“臣從戚帥兵書上看來的。”
“戚帥憂心國事，臣以為首級功有幾個弊端。”
“第一，則是濫殺邀功，首級成為軍士升遷和賞賜的唯一依據，就會濫殺，但是戰爭并不是每時每刻在每一個地方進行，很有可能為了首級而首級，比如在腹地，則有些地方明明沒有民亂，卻以民亂平定鎮壓。”
“比如在邊鎮，有些地方，虜夷本已經歸順，沖入夷民居地，大肆屠戮，邊釁又起，狼煙遍地，殺邊境夷民、殺敵軍降將、殺部落幼男，甚至是殺胡虜擄掠我大明之人，略見不鮮。”
朱翊鈞頗為認可的點頭說道“嗯嗯，戚帥說過，之前在東南平倭，有軍兵為了首級功，連倭寇裹挾的百姓都殺，最后胡總憲也是沒辦法，以剿撫兼施，分化瓦解為戰略，才確立了只有倭人首級為軍功，這才算是結束了這種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