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恢復了官船官貿，借著要去蒙兀兒國運馬的契機，將大明的貨物運到蒙兀兒國進行販售，這不是鄭和下西洋，因為規模實在是太小了。
大明海權的旁落，不是從劉大夏將鄭和當年的舊案隱匿開始的，是從成祖文皇帝朱棣駕崩之后，就已經失去了，失去了支持的鄭和，也做不了太多的事兒，宣德六年最后一次南下西洋，就是大明海權的最后絕唱。
這中間的矛盾，錯綜復雜，顯然，朝廷這頭禁止民間泛舟出海，那頭兒自己賺的盆滿缽滿，這引發了巨大的不滿和廣泛的反對，在這種反對的浪潮之下，大明政策的調整，又充斥著矯枉過正和完全否定的錯誤。
萬歷開海，大明朝廷也非常謹慎，不僅僅是朝廷官船官貿要出海，也不禁止民船出海，才是開海政令，沒有引起廣泛反對的原因，大明官船走的航路，就像是大明陸地上的官道驛路一樣，會更加安全一些。
海瑞作為瓊州人，和大明腹地隔著一道海，在大明海權強橫的時候，瓊州異常的安穩，在海權衰弱的時候，瓊州遍地都是窮民苦力，所以，在朝廷的馬船前往蒙兀兒國的第一時間，海瑞就詢問算不算是下西洋的延續。
答案是否定，這不是當初的延續，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兵部尚書譚綸，思索了片刻說道“我不認可大司徒所言，的確，這次下西洋的船隊數量和規模，確實連宣德六年那次都比不得，可是這次出巡的五桅戰座船就有五艘，三桅夾板艦共計五十艘，這五十五艘船的載貨量、火器數量、軍兵數量，已經和當初不相上下了，足夠宣揚國威，而且能帶回足夠的利潤了。”
“最關鍵的是往返時間，這次的往返時間只有六個月，也就是說，如果能夠打通這條航路，我大明官船官貿，一年可以在大明松江府和蒙兀兒國蘇拉特之間，往返兩次，這和當初動輒三四年的出海相比，周轉更快。”
在討論大明海權衰弱的時候，人們往往聚焦于成祖文皇帝吃獨食，海貿所獲盡歸內帑引得廣泛反對；聚焦于朝廷的懶政，一刀切的矯枉過正；聚焦于勞民傷財，征調了過多的軍兵民，參與到造船、護衛等事之中；聚焦于東南沿海的遮奢戶們為了私門之利，鼓噪反對風力輿論。
譚綸談到了一個被人忽略的點兒，效率。
鄭和帶領船隊七次下西洋，最少也要兩年的時間才能返回一次，永樂、宣德年間的七下西洋，肩負的使命實在是太多，既要宣揚國威，又要蕩滌海疆，也要溝通海外番國，還要興辦官廠，既有軍事使命、也有外交使命、還有政治使命，而賺錢的經濟使命，反而是排在最后的一個使命。
在成祖皇帝龍馭上賓之后，仁宗登基的時候，下西洋活動，隨著香料不斷涌入大明，已經變成了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甚至變成了賠本賺吆喝之事。
“各家干各家的活兒，戎事交給水師衙門，外事交給使臣封舟，賺錢的買賣交給商舶，分工明確，則各司其職。”譚綸再次補充了自己關于開海的想法，一個船隊身兼數職，并不能一次把事情辦完，反而因為一件事，耽誤了其他所有事兒，而且戎事重要還是政事重要還是外事重要
“大司馬所言極是。”王國光斟酌了一番譚綸的話，十分認可譚綸所言，萬歷年間的官船官貿，規模的確小，但是它賺的不見得少，因為周轉更快，貨物來往更加快速的緣故，專門負責賺錢的官船，要比永樂、宣德年間賺的更多。
張居正認真的琢磨了下，在官船官貿的奏疏上，匯總各方意見，寫好了浮票，張居正作為帝國首輔，贊同在海事活動中，進行更進一步的分工，以提高效率。
大明皇帝支持下的開海新政，仍然在持續推進之中，皇帝新政和張居正新政，共同構成了萬歷新政，這兩個新政是不同方向，是不同人物主導，是相輔相成的，并非對立。
“戶部上會計卷，匯總萬歷六年錢糧賦稅，農六項，計銀20802萬，其中銀3378萬銀，米20733萬石，麥5876萬石，草料14142萬束，木碳2519萬斤、炭2259萬斤等，商五項，計銀2238萬，雜色3487萬，共計26526萬銀，農六項占比784，另外”張居正拿著一本奏疏，深吸了口氣說道“去歲，京堂毛呢官廠、西山煤局、織造局、市舶司、稽稅局追欠等共繳納利潤7694萬銀。”
另外附表是單獨會計，是不算在米麥、絲絹布、屯田、馬政、夫役、皇莊、稅課、馬政、鹽、茶、冶、船鈔、雜色之內，也就是皇帝主持的新政的主要收入，這是上交到了國帑的直接利潤，其中已減去了給內帑的分賬，是到太倉的現銀，可以直接壓印銀幣的現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