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落潮的博弈里，人們從來沒有一次選擇過共贏，全都是玉石俱焚。
肉食者們會不斷的裁員降本增效、降低勞動報酬、減少供應拉高價格，想方設法的收回成本，最終因為總需求的徹底萎靡，往往既不能盈利，也無法收回成本。
進入凜冬后，只有死了足夠多的人，才會結束凜冬，只要死不夠，就會一直凜冬。
某種意義上，這是經濟上的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所以要做好向下分配，朕也算是明白了，為什么那四個織娘，寧愿吊死在南京織造院門前，也不肯活著了。”朱翊鈞把張問達的這個悖論，告訴了侯于趙和閻士選。
他又想到了南京織造門前死去四位娼妓出身的織娘。
或許這些織娘臨死的時候，不是憎恨官廠對她們關上了大門，而是對世界徹底絕望。
官廠向下分配三成，這三成的利潤甚至可以營造官辦學堂、保障撫恤、營造官舍，讓人活的像個人，但民坊向下分配，甚至連一成都不到。
“臣謹遵陛下圣誨。”侯于趙再俯首，還田已經結束，即便是沒有陛下這次臨時起意的微服私訪，他也會將目光聚焦在這些地方。
“朕信二位愛卿才能，浙江事都交給二位了。”朱翊鈞叫他們來，不是問責，而是給他們布置任務。
問題存在，就要想方設法的改變，閉上眼睛，捂住耳朵，裝作沒看到，沒聽到，搖擺身體假裝大明還在前進這種事，朱翊鈞做不出來。
萬歷十七年八月底，大明皇帝再次從杭州出發，北上向著松江府而去，抵達了南巡的最后一站。
朱翊鈞是坐著升平七號拉動的蒸汽火車前往松江府，只用了一日就抵達了蘇州，在蘇州停留了兩日后，再次出發，抵達了松江府。
蘇杭已經足夠繁華了，但到了松江府，朱翊鈞才意識到，萬歷維新真的已經走了很遠很遠。
從度數旁通量化去討論松江府的繁華，松江府一府的商稅等于陜西、山西、綏遠、甘肅四地的商稅總和，而松江府出產的棉布，占據了大明全部棉布的四成甚至是更多。
松江府已經完成了商品經濟蛻變，甚至完成了內需市場的建設。
馳道上的火車川流不息，帶著貨物往返于上海縣和新港之間，沿河、沿路全都是各種各樣的工坊，南京引以為傲的制造局機械工坊，就只有三個車間，可是在上海縣，光是官辦的機械工坊，就有三十七間全機械工坊，民坊也有十二間之多。
這一數量甚至超過了北衙。
朱翊鈞的行宮沒有設立在松江府府治的華亭縣，而是設立在了上海縣，因為經濟、工坊、貿易、學政等等重心，已經完全轉向了上海縣。
這是地理位置決定的。
“這上海縣建的行宮，未免有些過于富麗堂皇了一些。”朱翊鈞站在行宮之前，沒有進去，在寸土寸金的黃浦江畔，在黃浦江大橋旁邊，姚光啟給大明皇帝營造了一間占地四百畝的豪奢行宮。
要知道大明北衙皇宮總共才1080畝，上海縣行宮的形制幾乎和北衙一模一樣，只不過小了很多，這個行宮有院落40多座，房屋480余座，共有4000多間房，并且擁有完整的六部衙門。
“那也得建，這個廷議已經廷議過六次了，貴是貴了點，但值得。”張居正站在皇帝身邊，低聲說道。
之所以要多次廷議，是因為行宮在不斷的擴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