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力輿論把選貢案稱之為萬歷四大案，把新都楊氏案從四大案中開除了出去，這樣一來，就和洪武四大案對應上了，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也是祖宗成法。
張四維案，代表著大明皇權的正式復蘇，也代表著皇帝從李太后、馮保、張居正的鐵三角背后，探出了頭來，代表著大明再次找到了主心骨，也就是萬夫一力中的‘一’。
張居正哪怕是攝政，他也是臣子，他做不了那個一，但皇帝陛下在張四維之后，成為了那個一，指引了大明新的前進方向。
兗州孔府案，代表著大明在文脈上，不再局限于過去的儒學之中，孔夫子的智慧固然了得，但是已經過去兩千年之久，無法指導當下，孔府案，代表著思想上的劇烈變革。
這是大明萬歷維新極其重要的一個支點，丁亥學制和孔府案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影響深遠。
而徐階案，則代表著大明正式開始了全面反腐，徐階不死，大明反腐就無法推行，無法遏制貪腐的規模，幾乎所有的士大夫們都承認的一個共識就是：不反腐就會亡國，但從來沒有勇敢者去執行反腐。
歷朝歷代，古往今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朝代，可以擺脫這個宿命，貪腐橫行甚至出現制度性腐敗時，不反腐，就是必然滅亡。
因為制度性腐敗腐蝕的是國朝的組織度。
國，以共識為紐帶，以人身安全保證為核心目的，以朝廷為實體，因為組織度而凝聚的利益共同體。
一旦組織度被貪腐所腐蝕，那么朝廷無法履行職能，人們的生計無法保全，共識會相繼瓦解，不反腐就是會亡國。
所以，徐階案作為大明開啟大規模、強力反腐的標志性事件，意義重大。
而新都楊氏的戥頭案，始終都差那么一點意思，戥頭案也是一個貪腐案件，甚至都不算是一個政治性案件，和徐階案相比，影響上講，差的不是一星半點兒。
開除新都楊氏案，增加選貢案，則是因為選貢案這個政治案件，影響更加深遠。
選貢案代表著新興資產階級正式擁有了抗衡舊文化貴族、士紳階級的實力，也代表著新興資產階級階級開始登堂入室，更代表著大明皇帝的基本擁躉，從士大夫轉為了新興資產階級。
論日后的影響，恐怕選貢案要和張四維案并列討論。
萬歷四大案還是四大案。
選貢案仍有余波，甚至這個余波會伴隨大明朝廷數年之久，甄濯蓮命案，是清算北衙逆黨余孽。
萬歷十七年的這次南巡，也可以視為皇帝陛下帶領京營南下平定叛亂。
“云南巡撫、黔國公上奏請命，駐防萬象城三千軍兵，每三年輪換一次，懇請朝廷恩準。”兵部尚書曾省吾說起了云南事兒，對老撾增兵。
雖然坊間不斷傳言，大司馬曾省吾會被連累，但經過了緹騎的調查，曾省吾并不涉案，所以依舊在文化殿里參加了廷議。
廷議很快通過了這本增兵奏疏。
駐防軍兵，除了本來的俸祿之外，在輪換回到云南后，無論生死，都會在撫恤、俸祿等報酬之外，額外獲得一百二十銀的駐守恩賞，由內帑直接發放給每一名軍兵，作為駐守的獎勵。
一百二十銀，正好夠一名軍兵的孩子，從小學讀到大學堂。
朝廷之所以這樣做，武裝老撾，保證老撾不被緬賊和安南滋擾，完全是因為一個基本邏輯：如果大明持之以恒的把周圍的鄰居變成糞坑，那糞坑里的蛆，就早晚會爬到大明的餐桌上。
事實上，這些坑里的蛆已經爬到了大明的餐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