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從去年開始，海運貿易增長額就大幅度增長。
光廣州和泉州收入就達到了三百余萬貫，與日本之間年貿易額更是暴增至四千萬兩白銀，是原來的八倍，也為朝廷帶來了大概四百多萬兩白銀的收入。
這樣再算上其它市舶司港口，慶歷二年一年海運貿易基本上有了接近千萬貫的收入，達到了歷史上南宋時期最高水平。
而且南宋沒有加深與中亞的溝通，也沒有發現日本白銀礦，一千萬貫收入就是極限。
現在可不是極限，隨著貿易量增大，每年進出口上億貫，光抽稅就能達到一兩千萬貫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因此可以說現在的海洋貿易蒸蒸日上，未來可期。
而除了海貿以外，路上絲綢之路、茶馬古道以及遼宋、夏宋貿易同樣暴增，去年光遼國就從大宋進口了八十萬斤硫磺。
由于大宋在濟州島和對馬島設立貿易中轉站，又鼓勵商人多前往日本貿易，大宋的書籍、工藝品、瓷器、茶葉在日本都快搶瘋了。
日本的硫磺、銅、鐵也快被大宋商人搶瘋了。
然后大宋商人干脆也不回宋國，在濟州島報備和補充了水與食物，直接駛向山東的密州市舶司，又在密州市舶司報備和補充了物資之后，拉到了乾符縣。
乾符縣也就是后世河北黃驊市，大宋在這里設置了港口，主要是用于與東北女真以及遼國之間的大宗貿易。
大宋商人把從日本帶來的硫磺運到這里，再走陸路北上運到遼宋邊境泥沽寨，大概是后世天津市一帶，于雙方邊境互市地區，全都賣給了遼國。
這中間商賺得是盆滿缽滿，幾乎是直接從日本產出，打上宋國的標簽，拉到遼國邊境去販賣。
在這種情況下，大宋國內的農業和經濟可以說是迅速好轉，經濟流通爆發式地增長，雖然審計局還沒有給出增長數據，但光看稅收就能明白商業增長有多快。
如此一來，大宋今年的秋稅就達到了3900萬貫，比今年的夏稅還要高200多萬貫，總稅收約為7600萬貫。
這個數字跟去年比起來還是差了許多，少了約2500萬貫，跟前幾年比起來，更是少了大概三千多萬貫。
因為從景佑四年開始，趙駿就一直在為朝廷搞創收。
打擊貪腐、沒收貪官污吏的全部財產、售賣國有資產、改革茶山、鹽場等等。
特別是在后兩者上，大量茶山、鹽場私人化，讓私商大量參股，杜絕以前國營榷場上下其手的貪腐行為，每年都給朝廷帶去一千多萬貫的收入。
但在全國農業稅降低了三分之二的情況下，這顯然已經是大大超出了預期。
趙駿最開始設想的五大貿易路線算是開始發力，今年總外貿收入約為2700萬貫，海洋貿易接近南宋巔峰水平的1000萬貫，陸地貿易達到了1700萬貫，增長可謂是喜人。
國內商業雖然改制，造成更容易偷稅漏稅，可架不住稅軍兇猛。朝廷調集地方廂軍以及禁軍，全國約二十余萬人，加上十多萬皇城司聯合組成執法部隊。
幾乎每個縣的縣衙、國稅局、御史司都嚴抓稅收，一旦抓住偷稅漏稅，輕則沒收貨物，并且罰款一定金額。重則沒收全部財產，還有牢獄之災。
一時間商人們風聲鶴唳，除了少數鋌而走險的以外，絕大多數商人都老實交稅，成為了光榮的納稅人。
事實上趙駿這個時候都想把罪犯全都流放到臺灣去，以此對臺灣進行開拓。
雖然從三國東吳開始，我國就已經涉足臺灣。
奈何當時臺灣瘴氣叢生，又森林茂密，需要大量人手砍伐樹木，開拓平原才能漸漸適合人類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