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變法，是從富國、強兵、取士三方面入手，富國之法是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強兵之法是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取士之法是貢舉法、三舍法。
對于強兵和取士之法，李皓沒打算現在就提，一來身份也不合適，二來李皓也不認為，在趙禎生命的最后幾年里，還能支持實行大規模的變法改革，這不現實。
而且富弼、歐陽修和韓琦也不會如此不智，在這個階段把動靜鬧大。
相對要革除痹癥，如今的大宋朝臣更希望朝局穩定。
再加上，根據李皓從后世了解到的信息，在嘉佑年間，隨著富弼、韓琦和歐陽修這樣參與過慶歷新政的老臣回京。
實際上的小規模改革就已經開始了，其明顯標志就是嘉佑二年，由歐陽修主持的科舉會試。
李皓整理變法綱領時，就靠著這方向進行的整理總結。
所以在剩下的富國之法中，青苗法被李皓首先棄掉，以政府行為來進行的官方貸款，除非像現代一樣搞政策扶貧貸款，不考慮盈利而是重在讓農民脫貧致富，不怕虧損。
否則青苗法的實施一定會成為官員牟利，并粉飾政績的工具，成為害民之策。
至于募役法，李皓則結合司馬光后面的改良之法，對所有百姓統一實施免役法，但是明確承擔衙前役時首先選派地方官府里的吏胥服役，理由是他們常在官府走動，對官府的行為方式熟悉，能減少損失，而且他們是內行，不容易被官府壓榨；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有錢，出事了可以找他們要到賠償。
另外允許合法化代役，凡是百姓不愿意出差役可以自行找人代自己去服役，價格自己去談。
把選擇權交給了老百姓自己，而雇役的價格，也是老百姓自己定，免去了貪官污吏中間過手，來造成對百姓的壓榨。
同時因為服役是按戶等負擔不同的差役，所以重新核實財產等級，為了避免官吏把窮人戶等升高增加負擔。
引入行政復議制度，老百姓覺得自己劃等不對，可以提出重新劃等的要求，一起查實財產，確定應負的差役等級。
然后方田均稅法，這個是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當中，都有并極為重要的內容，雖然結果都是沒有實行下去，但還是李皓原樣寫上，做不做得到不重要，但自己得提。
農田水利法也是原樣保留，但在其中李皓著重要求限制官員在其中的權利，避免本地官員為了自己的政績，強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人民負擔。
至于市易法、均輸法有鑒于在實際使用之中，除了限制大商人囤積居奇之外，對中小商戶的利益傷害更大。
一旦管理官員，想以此牟利，蛻變成國家壟斷市場、貨源、價格，就會讓商品批發與零售也被政府官員所操縱。
對于大宋官員的官品，李皓這些年來，也是太清楚了。
好官自然是有的，但很大一部分官員絕對不值得信任的，所以在這上面，李皓更多的，還是借鑒明清時期平抑物價的市易之法。
在推行之時，盡力限制官府在其中的作用，并建立每月朔望，各集經紀，謹較斗秤，備訪物價的制度。
之后兩天，李皓就在家中不斷完善這份策論方案，省的出門在遇到什么人，要給自己安排什么難辦的事。
當然寫完之后，李皓也沒有直接去拿給歐陽修看，而是接著在三司在找些數據資料。
整個格式按照都按照后世的論文格式來，爭取做到數據詳實，并列明數據來源文獻。
當然李皓的目的也不光是為了完善下方案。
同
時還是給自己找個合適的理由，雖說李皓覺得歐陽修肯定會相信自己。
但畢竟自己沒有地方的實際經驗，憑空拿出這些東西來，總歸會有人惡意揣測。
可要是自己能從這其中把數據列明，在根據這些推敲出內容，那這事就算是合情合理，可以給別人一個相信的理由，這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