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糧食、布帛、茶葉、食鹽這幾項，就占了一年商稅的60，所以明面上這些是收的商稅，但實際上和農稅差別不大，已然是橫在普通百姓頭上要錢。
當然，如果這一切稅賦都能按照律法要求來嚴格執行，那或許百姓也能過得下去。
可實際在下面官員的操作中，這能弄出的花樣就太多了。
比如“加耗”就是最常用的手段，因為征收農稅是百姓向官府繳納米糧實物，而且要由民戶自發將麥糧，絹綢送到指定的地點，而且一般要輸送的地點都不會近。
這樣一來，自然就會有損耗發生，畢竟老鼠、麻雀偷食啃壞東西都是正常的，這在現代都無法避免的事情，就更別提古代了。
所以地方官府為了彌補這一部分損失，就會額外向農民征收一部分多的米糧實物，也就是所謂的“加耗”。
而且由于這是地方官府自己的安排，若是當地官員清廉就還好，可要是碰到個心黑的，那對于百姓而言負擔就重了。
當然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其實朝廷也是有相應對策的，那就是“支移折變”，想以此降低百姓負擔。
這項政策就是說可以不用大老遠的去交實物，而是將其折換成銀兩或者官府規定的謀樣東西，作為稅賦上交。
聽上去這項政策對百姓是很有利的，可以有效減輕百姓負擔。
但實際上，這項政策也是被官府玩出花來的，常把此物折成彼物，或把物折成錢，或把錢折成物。
如以錢折絹帛，或以錢折麥，或折帛之后再折成麥，反復折納，總能將繳納商品的價格人為壓低，然后將折變商品的價格拉高。
如此一來，為了抵消折變的原賦稅，就必須繳納更多的數量，變相的達成加征了稅賦。
除了“支移折變”之外，朝廷原先還有另外一項惠民的稅賦政策，到如今也變了味，那就是“和買。”
這也是當初趙禎想施惠于民的政策，就是官府在青黃不接時借錢給民戶，民戶在夏秋收成之后，輸絹給官府償還貸款，其本意是幫助民戶度過困乏之時，而這一政策也是后面王安石變法中青苗法的雛形。
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官府可以具體操縱利息，于是便成為官府輾轉放高利貸、收取利息的苛政。
除此之外，其他的雜稅就更多了，如“牛皮稅“、“契稅“、“頭子錢”等，種種稅賦加在一起，對于百姓的負擔甚至比正稅都要多。
要說這些錢真到了國庫里面，李皓也就不多說什么了。
可實際上，這之中大部分銀子都進了貪官污吏的口袋里面，卻偏偏讓朝堂當了靶子。
而且還因為農民的負擔加重，導致自耕農階層的越發稀少，從而加速了土地兼并的速度，將土地集中到了一小部分人手里。
當然，李皓現在就屬于這一小部分人，只不過相對李皓對于土地沒那么多執念罷了。
另外除了針對百姓的農稅有問題之外，商稅這里問題也很大。
原先李皓對于收稅的關卡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畢竟從頭到尾李皓都沒真的走過商路。
直到這次，李皓才發現大宋的稅關有那么多，足足兩千兩百多個稅關。
而且因為大宋不像現在那樣，賬目什么的都能清晰統計，直接按交易數額來交稅就行。
而是主要分為住稅和過稅兩大類，其中過稅是向轉販貨物的商旅征收的稅，按其貨價的2收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