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要不要提出效用價值論這一塊，高翰文一開始是非常保守的。因為在傳統的儒學家國同構文化里，是根本沒有個人位置的，甚至連家的位置都沒有。根本目的就是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也只是手段而已，更別說個人的偏好感受了。個人從來都不重要。
這玩意一寫出來，可以想象，好些衛道士該大罵高翰文如何如何的顛覆傳統文化，破話家國安寧了。
但是現在被逼到墻角也顧不得那么多了。
畢竟，比起強調個人偏好的的效用價值論，勞作價值論那才更是儒學文化的死對頭。因為修身是看不見的，而勞作是看得見的。
勞作價值論一下子就使得儒學那種玄之又玄，坐而論道的躺平治國方略顯得蒼白無力。這本質是在方法論上挖儒學的根基。
而效用價值論還可以拐著彎說修身的人效用更高級或者高質量啥的，畢竟也沒法量化觀測。至少在方法論上還給儒學留了一點茍延殘喘的余地。
既然有人提了大逆不道的勞作價值論，那么自己這個效用價值論也就顯得不那么面目可憎了。
當然，接著說被逼到墻角。
作為必要因的勞作，如果以這個客觀的東西來衡量價值，那么會產生另一個嚴重的后果，難道不客觀的事情就不需要定價，就沒有價值了嗎？
當對于這些非客觀的東西，你不定價，我不定價，社會失去了價格參考，那么這些就不需要，不存在了嗎？如果還存在，那么他們的定價權又被拱手讓給哪兒些人了？
最根本的講，非客觀的或者主觀的東西就一定不存在嗎？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將直接決定效用價值與勞動價值的分野。
正如之前有人講的，完美的圓恰恰在客觀世界找不到存在的痕跡，總是有些許誤差，完美的圓總是存在于人們的主觀想象之中。
當一個社會否定主觀感受，無法得到定價服務時，那像很多心理疾病都會被污蔑為吃飽了的無病呻吟。得到的必然是一個自詡客觀公正卻片面重視物質的，功利的，跛腳的社會。
否定主觀差異，自然會進一步到否定個體差異。任何個人的行動都必須要先尋找到公眾的必要性有理或者價值，否則就會被整個社會系統性排斥。理由便是不必須或者占用了社會公共資源。在這么一個僵化社會里面，要尋求進步，幾乎是不可能的。
危害是一方面，但大明文化里的崇古風氣，以古非今又是另一面了。
如果現在不及時出來跟勞作價值論打擂臺，將來必然會有個先來后到排座次。最終柳常青那一套很可能會因為其提出的順序在前，更古老而天然享有更高的地位。
現在雙方也可以說幾乎是同時提出的了。至少在先來后到上可不算吃虧。
高翰文小心翼翼地對效用價值論的教案冊子內容點到即止。
這玩意，可不興多寫，畢竟岳百戶要謄抄上去的。
勞作價值論，所強調的客觀性，升華出的公共價值，完全可以通過邀請一個德高望重的圣君來觀測天下人的勞作，來實現人人的勞有所得。因為其假設勞作客觀，都這么假設了，自然可以觀測了。
這玩意，從根本上來講，跟隆慶帝的龍椅是不沖突的。只要隆慶帝宣稱自己在認真觀測就行了。有問題就可以說是慶帝在這個體系里面還壟斷了非客觀勞作的定價權，這是白得的。只要隆慶稍微聰明一點，明白其中關竅，自然何樂而不為，哪怕其全面背叛了儒學。
而效用價值的根本在于不可觀測性，只能通過價格等間接度量。因此，每個人都需要獨立做出自己的偏好表示。而此時，皇帝再想要把自己的偏好嫁接成天下人的偏好就不可能了。因為這玩意看不見，皇帝自然絕對代表不了天下人，甚至成為天下人獨立做出偏好表示的障礙。皇帝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這玩意，哪怕是隆慶帝好說話，明白過來，恐怕也是絕不容許的。
當然，目前最大的利好是隆慶帝并不怎么愛讀書。只要浙江這邊一切恭順，總還是能猥瑣發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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