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自前漢武帝后，漢家太守就開始打擊這些豪強，其中任用酷吏、刺史，甚至頒布遷茂陵令，史載“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諸陵”，實行“徙陵”制度，將各地豪強遷移故地，使之不能繼續發展壯大。所以漢代五陵年少皆是豪勢子弟。
但這種方式不過是揚湯止沸，豪家興起的趨勢跟本扭轉不了，等孝元后，更是直接放棄了徙陵制度。但不論怎么說，前漢在整體上是抑豪強的政策路線，但到了本朝以后，這個政策已經完全扭轉過來了，從抑制豪強變成了依賴豪強。
這一方面是新莽末年，各豪族紛紛聚眾自保，他們以保護鄉里的名號，將宗族、賓客、鄉眾聚攏，以塢壁的形式穩定地方。換句話說，漢家掌控了城市，而豪勢掌握了鄉野。
雖然后漢以后，尤其是光武一朝出了不少酷吏，依舊秉持漢家傳統、抑豪家，比如光武有個酷吏叫李章，其家五世二千石，修的嚴氏春秋，后為光武拜陽平令。而當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有清河大姓趙綱就于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而李章到任后，直接設饗會招待趙綱。這姓趙的土豪赴宴的時候，帶文劍、被羽衣，率士百余人，煊赫無兩。但后來怎么樣呢在宴會的時候，李章劍斬趙綱，其黨羽也被一網打盡。
但以后像李章這樣的酷吏就很少了。因為酷吏的下場往往都不好，不是被免職就是被發配。所以后面的主官到任后就開始走你好我我好大家好的和氣路線，后來更是直接辟豪勢子弟作為署吏。
自此漢家權柄下沉到了豪勢子弟手中，而辟舉的主官又往往是純儒，只通讀經典，而不熟庶務。臨政之時，袖手高坐，謀由吏出，錢谷訴訟一無所知。
可以說地方上的這些豪勢署吏才是真正有權柄的人，而且他們還世代把持，用聯姻的方式，結合成一個根深蒂固的網絡。可以說流水的主官、鐵打的署吏。
開始還有一些太守有心振作，但在事權歸于豪勢之家的情況下，不論他們做什么最后都會是失敗。
簡單為例，濟北國曾有一任相國曾經靠沿濟水開辟一條渠道，用來灌溉農田。本來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事情。但事情壞就壞在，當時的太守是一個抑制豪強的古法派，豪強們就將這件事給攪黃了。
如何做的呢因為他們把持鄉野輿論，所以當濟北國相的屬吏下鄉來勘察濟水沿岸的田野，這些豪強就和鄉民們說這些屬吏是來勘察各家田土用水的，后面他們要修陂塘，就從這濟水引水，到時候你們各家的水就會被奪。
后面那下鄉的屬吏住宿農家時，就被激奮的鄉民給燒死了。
這只是一例，還有更多的手法。比如上面說要征多少民修水道，那這些豪強就會十倍征下面。總之，只要不順著這些豪吏，那不管什么政策，他們都能搞得民怨沸騰，讓政策執行不下去。
由是，本朝官場已經形成了“以吏為師”的風氣，主官中昧者以胥吏為耳目，怠者以胥吏為精神，貪者以胥吏為鷹犬。而自己只枯坐衙齋，空談玄理。
而有了漢庭權柄的豪勢們，就再不能制了，殘民害民不過尋常。上至公府省寺，郡縣各署，下至鄉亭、倉場、庫務之吏，只要涉及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厘之利，莫不百倍盤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