繡衣衛送來了郭圖回家后的消息，看他那樣子，張沖就明白他應該是懂了的。
這郭圖的確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能力和專業的確無話可說。
此前他被自己貶斥，發到大理寺做了個協辦，就很是做出了一番成績。
大理寺也叫廷尉，當年劉辯搞甘露之變的時候事敗，大將軍何進將廷尉改名大理寺，專門審查涉案皇黨分子。
之后這廷尉也不被改回來，倒不是大理寺這個名字有多好，而是自此之后，關東朝庭就在事實上停擺了。
等泰山軍入京都，自然是要定名分，安民心的。而處理那些積壓在大理寺的訴訟案子，自然也是安定民心的重要內容。
于是，張沖專門讓出自法律世家的郭圖到了大理寺協辦這件事。
而郭圖果然能力拔擢，對于這些積攢多年的案子，郭圖只用了二十日便已厘清案件，除了因過久而無意義的案件外，其余都在棘數下審理結束。
不僅審理得快，這些案子也讓人心服口服。
當然，張沖也看過幾次審案，說實話就技術手段來說，并沒有多出彩。
但在這個以《春秋》決獄的時代，雙方往往爭的是以道理，誰的道理對，誰就合法，反之就違法。
所以郭圖往往并不需要從技術上確定誰是有罪的，而是只需要在道理上確定就行。
而郭圖決獄的理念根本，就是那本《公羊傳》。
眾所周知，漢代都是按照《春秋》這本經書來審理案件的，但其中的細節卻并不是多少人能分辨的。
《春秋》有三經，分別是《左傳》、《公羊傳》、《谷梁傳》。
這三傳雖然在內容上都有重合，但概要言之，那就是《左傳》多敘于事，而《公羊傳》、《谷梁傳》則多釋于義。
而這當中《公羊傳》、《谷梁傳》又是比較對立的兩種學術思潮。
他們對于經文文本的闡釋中，其中以《公羊》為進步，多主張變革，而以《谷梁傳》為保守，多主張維持現有秩序。
當年漢武帝與其子戾太子就有一段關于《公羊》和《谷梁》的公案，就可以見到兩經之異。
武帝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是尊《公羊》的，不僅是因為董仲舒就是治的此經，更多的是此經暗合著武帝本人的政治訴求，也就是要一改前代之因循，開拓進取。
所以當時武帝的兒子戾太子也是學的《公羊》，但忽然有一天，其人竟然問自己的講經博士，《谷梁》如何。
當時朝野就明白，戾太子的執政理念與其父發生了重大變化，那就是他似乎更愿意重新回到過往穩定的政治秩序中，而不是總是煩事天下。
戾太子的這種執政理念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當時天下因為武帝連發戰事，國力消耗非常大，而武帝為了維持高額的戰爭費用，可以說將天下民力財力榨取到了極致。
以至于到了武帝中后期，天下騷然，民戶多逃亡，一些地區的在籍人口十不存一。
武帝當然也非常了解這一現實，所以在得知太子與他的理念發生沖突時，他一開始甚至還是高興的。
他就對太子和皇后說，他現在將難拔的刺都拔了，那以后太子就會更趁手些。
可以說，在當時的意識形態中，《公羊》與《谷梁》只是階段的不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