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白了，評價德意志大學教師的優劣標準，已經不僅僅在于完成教學任務了。
普通的大學講師如果想要晉升大學教授，必須要拿出與教授身份相匹配的科研成果。而科研成果的最直觀體現便是看他出了多少學術專著。
而要想拿出學術專著，就需要足夠的撥款來開展科研項目。
而這就在大學中形成了學術版的馬太效應，越有錢的學院就越容易出科研成果，越容易出科研成果就越容易晉升教授，學院的教授越多撥款也就越多，如此下去就會形成或良性或惡性的循環。
學術委員們都是在圈子里混跡多年的人，他們自然清楚這個道理。
所以，任何問題他們都可以讓步，但卻唯獨不愿意在教學資金方面讓步。
但是學者們也覺得直接談錢實在是太俗了，所以他們大多選擇貶低其他學科的作用，并以此來變相找學校要錢。
而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自然科學想出成果大多比人文學科花錢多了，所以這些教授的言辭自然也更激烈。他們可以不關心政治，但是不能不關心撥款。
比如說，當下高斯帶領下的哥廷根大學天文臺就正在申請在學校里新建一個地磁觀測站，除此之外，他和物理學的韋伯還打算把原定1.5公里的電磁電報線給延長到8公里。
雖然亞瑟不一定能看得懂高斯和韋伯提交的學術論證報告，但是他知道，無論是地磁觀測站的儀器還是6.5公里的電線，價錢都便宜不了。
但是，就算這些東西價格昂貴，亞瑟還是不得不頂著壓力找漢諾威議會申請。
因為如果因為這點錢讓高斯和韋伯這兩位爺不高興，回頭他們倆直接辭了教職跑到別的大學去，這個罪名可比多花點學術資金重多了。
雖然德意志邦國并不像不列顛那么富裕，但是各邦國卻都同樣重視教育，以高斯和韋伯的名氣，如果他們從哥廷根大學出走，保管第二天耶拿大學、柏林大學、慕尼黑大學等競爭對手就會派人把他們請過去。
這話并不是在危言聳聽，因為前段時間就曾經出了件類似的事情。
前段時間柏林大學的兩個生物學教授：奧肯和維爾克夫，他們倆因為反對普魯士專制而遭到柏林大學的驅逐，于是便攜手投奔到巴伐利亞王國，并立馬被聘為慕尼黑大學教授。
這個消息傳回到普魯士的文化教育部時，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非常氣憤，他派人連夜騎快馬到巴伐利亞找到了兩位教授，并且提出：只要兩位教授愿意重回柏林大學，國王可以親自向他們賠禮道歉，而且還要把他們的工資翻一番。
在這種情況下，普魯士的使者好說歹說，終于將兩位教授重新喚回到柏林大學。
因為這件事的影響，所以當下在德意志也引發了一種始料未及的情況。各個大學的教授都想用“被驅逐”來和學校以及所屬邦國討價還價。
為了安撫這些教授，普魯士的價碼是：以大幅提高教授的工資作為優厚的條件來吸引人才安心留在自己的邦國。
而普魯士卷工資的做法也很快波及到了其他邦國，一夜之間，德意志各大學教授待遇普漲，以往不好批的學術項目如今也好批了不少。
教授們給亞瑟施壓，亞瑟也只能反過來給漢諾威王國的文化教育部施壓。
最后，高斯和韋伯是教授，我也是個教授，你們要是把我惹毛了，我也撂挑子。一個月跑了三個教授，這也是不小的罪過。況且，就算我在哥廷根干不了，轉頭那邊還有個不列顛駐俄大使館的文化參贊等著我，實在不行我還能回倫敦大學教書，漢諾威的文化教育部可拿捏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