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卡教授朗誦詩歌時，仿佛置身于硝煙彌漫的戰場，咬字震撼有力，聲調時高時低。他每喊一句，便用力拍打手中的稿紙，似乎生怕觀眾對這位遠道而來的科學巨星懷有一絲輕慢。禮堂中的空氣愈發沉重，觀眾席上的掌聲此起彼伏，顯然是被迫參與的學生們在努力迎合這場演出。
黑斯廷斯起初還竭力保持莊重，因為當時他的俄語還不夠好，不支持他聽明白太過華麗的辭藻。但是，當他逐漸意識到這位教授的夸張比喻和戲劇化演講風格后，他微微低頭，用手捂住嘴，假裝在調整衣領，實則已經尷尬的忍不住想要找個地縫兒鉆進去了。
他本想談一下去年全歐電磁學大會上的新進展，掏出他從法拉第、高斯等人那里獲得的科學報告，拿出他創辦的科學期刊《自然》，與莫斯科分享。可是，我們的校長德維古布斯基先生偏偏捧了束用彼得大帝御發編織的古玩，請他鑒賞……
萬幸的是，亞瑟黑斯廷斯爵士的個人涵養不錯，而且對俄國的歷史也頗有研究。因此，他焦頭爛額的一通胡說，總算是替這場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每當回憶起這件事，總會讓我聯想到當年洪堡在西伯利亞進行的科學考察活動。
一個在彼爾姆省辦公廳當差的烏拉爾哥薩克總喜歡講他當年是怎樣護送‘普魯士瘋子洪堡親王’深入西伯利亞的。
人家問：“他上那兒干啥了”
哥薩克回答說：“凈干些傻事：收集青草，看看沙土。有一次在鹽沼地，他通過翻譯對我說：鉆到水里去，給我從水底取一些土來。我取來了，無非是一些平常的土。可他問：‘板正的敬了個禮，答道：‘閣下，那是我應該做的，只要是我應該做的，我都樂意為您老效勞。’”
真的，雖然我深愛我的祖國，但是有的時候，我還是不免覺得，歐洲人瞧不起俄國是有原因的。但歸根到底，這并不是由于俄國人蠢笨，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俄國人太過聰明，以致于我們身上不該長的心眼兒長了太多！
——亞歷山大赫爾岑《往事與回憶》
莫斯科的寒風穿過克里姆林宮的高墻，吹進了赫爾岑位于城郊的書房。書房里爐火正旺，赫爾岑與亞瑟黑斯廷斯爵士對坐，兩人之間擺著一壺熱茶和一盤裝著俄式小點心的瓷盤。
“赫爾岑先生。”
亞瑟帶著一絲無奈的笑意開口道：“我得承認，之前與您的辯論是我輸了。雖然皇家學會內部同樣有許多稱不上自然哲學家的家伙，但是你最起碼還是可以與他們聊幾句自然哲學的。畢竟自然哲學在倫敦算是一種時髦，而且皇家海軍和陸軍的將軍們也一向很關注科學的最新進展。但是莫斯科自然哲學家協會嘛……現在我真的相信了，那里面真正明白自然哲學的人，恐怕連大廳的一角都站不下。”
赫爾岑忍著笑，如果不是他已經畢業了，他今天說什么也得去學校的禮堂親眼看看亞瑟在臺上到底有多尷尬。
這位英國爵士的身邊曾經站著的是高斯，是洪堡，是法拉第、安培和歐姆。
然而今天呢，他的身邊站著的是德維古布斯基，是帕寧，是丘馬科夫和米亞赫科夫。
光是想想這個場景，赫爾岑就忍不住想笑：“這就是俄國的奇觀，爵士，我們總是以自己的方式將一切高深的事情變成一場盛大的表演。”
“盛大得確實令人印象深刻。”
就連秘書布萊克威爾都忍不住吐槽：“從我們走進莫斯科大學那一刻起，爵士就成了一個被擺在祭壇上的供品。校長、教授，還有那些連科學術語都不會發音的官員，紛紛用各國語言向他致意。您知道，這很快就變成了一場競賽——看誰能用最難懂的拉丁語、德語或法語向他表示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