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兩點簡述就是，佛教的藥方更有用并且更會辯經。
也是靠著這兩個優勢，佛教才在古中國站穩了腳跟，并且填補了貴族階層中道教的空白，得到了官方力量的扶持。
咱們之前也講過，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釋道三家基本上就是處于一個互相抄互相辯經的境地。
比如西晉惠帝時，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經，試圖從根本上當佛教的大爹。
佛教不甘示弱，作正誣論、清凈法行論，稱孔子老子都曾在釋迦牟尼的菩提樹下聽課。
而到了南朝時，一個叫顧歡的道士更直接的撰寫了一篇夷夏論，主張華夷不兩立，指責佛教乃是西戎之法，來華夏傳教必然包藏禍心。
佛教不甘示弱，表示貧僧未必包藏禍心，但你們道教那是真的大逆不道啊。
甘忠可和張角的舊事被佛教重新挖了出來，再加上一些黑歷史，佛教直接給道教扣了一堆罪名。
兇逆、群妖、挾道作亂、左道惑眾便是當時的高僧對道教的稱呼。
而在佛道互相攻訐之余，亂世的疫病依然橫行，朝不保夕的生活成了這個時代的主旋律。
顛沛流離的生活，民不聊生的現實，分離動蕩的社會，這些都使得從武帝起儒家對個人強加的枷鎖急速松動。
就如后世常嘆的“國家不幸詩家幸”一般，這些因素相加讓民眾思想更加自由，創造力也更旺盛，古代第一波傳世的藝術家大多都是誕生于這個時代。
而最終這些鋪墊也成了隋唐盛世最好的底料，經厚積薄發，最終釀成了華夏文化最為璀璨的篇章之一。
而其中，疫病的功勞，或許功不可沒。
對李世民來說，如今的甘露殿又成了最早他聽光幕時最熟悉的狀態。
吃點瓜果，飲點小茶，眼睛應接不暇，腦袋查漏補缺。
無論是漢還是三國，抑或是魏晉南北朝，對李世民來說都相當熟悉，因為有豐富的史料可看，少年時基本上都翻爛了。
這種知識儲備的情況下聽起來自然就倍感輕松，聽起來也就頗為閑適。
只不過沒想到說著說著他還能被拎出來挨上一嘴。
“朕有孫藥王，何須天竺醫”
如今說起來此話，李世民可謂是很有底氣。
而且經過一年的飲食調養，他已久不覺頭風之痛也。
如今的李世民相當有底氣，什么鄉間的天竺名醫，比得過我青史留名的孫太醫乎
孫思邈對這些贊譽早已經免疫，此時倒是覺得后世零碎言語間給指出了一個新方向
無論大唐還是夷狄，人的內里構造都是一樣的，既如此也就是說醫理相通，那大可采彼輩之良方，補我輩之藥方。
佛教應當是不需要操心的，畢竟玄奘已經在路上，現有的佛經也已經被譯的差不多了，藥方更是早早抄錄。
但想到大唐的海政，孫思邈感覺自己蠢蠢欲動了起來。
或許南方群島，便有治中原絕癥之神藥呢
只是若是想要出海，說不得還需一支既懂醫術也懂航海的人。
于是孫思邈眼含期待迎上了李世民的目光。
李世民此時卻轉過腦袋，細細品味了一句話
“國家不幸詩家幸”
一旁掛在堂上的秦婦吟霎時間匯聚了不少人的目光。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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