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baatba事實上，吃飯問題一直都是唐朝皇帝的一塊心病。
天皇大帝李治曾七次去往洛陽，舊時便有百姓譏談稱御駕至東都乃是“就食”而去。
事實上這也不算誹謗，比如李治最后一次去往洛陽是682年，這一年關中先遭風災又遭水災，米價暴漲至每斗400錢，且有價無市。
作為對比，貞觀十五年長安的米價是每斗二十錢，整個貞觀年間米價最高點也沒超過四十錢。
唐朝米價的另一個最低點是玄宗時，開元十三年每斗米僅需十三錢。
彼時關中已經因為遭災出現了易子而食的慘劇了，這種情況下李治御駕“臨幸”東都洛陽，你說不是逃難吃飯去的百姓誰相信啊。
唐中宗時關中再次發生饑荒，群臣想要效仿天皇大帝舊事，勸中宗去洛陽要飯，被中宗怒斥
“豈有逐糧天子邪”
安史之亂后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德宗時因為長安無糧導致禁軍人心不穩，后來聞聽江南運糧船隊已過三門峽時，激動的抱著太子歡呼
“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
那么，號稱八百里沃土的秦川，真的養不起一個盛唐嗎
事實當然未必如此，關中良田的情況變化從史書中便可窺見一斑。
據元和郡縣圖志記載，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上奏，稱昔日能肥田四萬余頃的鄭白渠如今被富僧大賈爭相截斷，導致如今只能灌溉不足一萬頃的肥田了。
李治下令徹查，重新疏通鄭白渠，但不足一年之后便舊事重演依然如故。
據全唐文記載，后來拿了成都綠卡的僖宗曾公然感嘆
關中鄭白兩渠，古今同利，四萬頃沃饒之業，億兆人衣食之源。比者權豪競相占奪。
由宋朝官方史官編撰的宋會要食貨對關中灌溉田的記載要更加明確一點，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宋太宗命大理寺和光祿寺的皇甫選何亮等人勘校土地，最終經過實地考察后，宋臣回報稱
鄭渠三百余里，溉田四萬頃，白渠袤二百余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處共四萬四千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
與灌溉田急速縮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唐朝對于關中的墾殖強度。
“高山絕壑，耒耜亦滿”是開元年間文人對關中景色的描寫。
唐朝時關中僅在冊的人口就有三百多萬，龐大的人口基數使得關中達到了真正意義上的“田盡而地，地盡而山”。
但這樣并沒有什么用，反而因為無節制墾殖使得關中水土流失、土地鹽堿化、肥力減退。
開元天寶年間還需要每年從洛陽調取至少二百萬石糧食才足夠京城吃飯用。
但用來漕運的黃河同樣不堪重負，從唐朝中期至宋的三百年間記錄中也不難看出，黃河的水流量穩定逐年下降，一年中能用來漕運通航的時間也越來越短，唐末時在山東境內就已經出現了“陸上懸河”的景象，時人記載黃河“高民屋殆逾丈”。
因此某種意義上來說唐朝的滅亡也是一個必然事件，因為惡化的環境已經使得對關中的供養舉步維艱。
越饑越墾，越墾越饑，最終直接挖斷了唐朝這個維系關中的命脈，這便是唐朝三百年關中墾殖的真實寫照。
這同樣也能算是大唐“國都六陷天子九逃”的原因之一。
甘露殿中馬周和劉仁軌一起瞪大了雙眼，幾乎下意識的就不受控制的看向了李世民。
畢竟光幕說了兩次，而且兩次都直指主人公，他們兩人想要忽視也是很難的。
長安陷了又陷，天子逃了又逃，這真的是他們生活效力的唐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