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西亞，這個當時普魯士最富裕的省份，號稱全普魯士最忠誠的地方，它的平民卻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
與居住在波森和布雷斯勞城市里的商人和鄉間別墅里的容克地主們不同，西里西亞的下層階級依然蝸居在一百年前那種使用泥墻草頂的破屋之中，微薄的收入讓土豆成了許多家庭餐桌上唯一的食物。
那些整天坐在織布機前的織工們甚至沒有一套像樣的衣服，極度貧困的生活讓人放棄了道德的底線，許多孩子被迫每天外出沿街乞討，盜竊成了一種被鼓勵的行為。
其中受害最深的當屬亞麻紡織工群體，隨著棉紡織業的發展，大量廉價且優質的棉布搶占了亞麻布市場，造成亞麻布價格暴跌。
隨著工業化的不斷延伸，這一情況也隨之不斷惡化，亞麻布織工的收入大幅減少。
同時普魯士政府由于財政拮據未能出臺有效政策保護本土的亞麻紡織業和織工群體，反而是要求商人還有資本家上繳和往年相同的稅賦。
結果就是亞麻紡織工的工時不斷上漲，工資反而經常被克扣，為了工作和生活他們不得不舉債度日。
隨著科技不斷發展，織布機也越來越先進，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小型作坊終究難免被淘汰的命運，不斷有大批織工由于無法償還債務而破產。
這些無家可歸的人進入城市工廠之中，成為了所謂的廉價勞動力。只可惜普魯士的紡織業天生瘸腿，棉花的價格浮動和市場的波動都讓它深受其害。
商人和資本家們為了轉嫁這種風險，自然是絞盡腦汁想盡各種辦法來剝削和壓榨工人。
更要命的是，當地的行政管理，警察，法院及救濟亦完全由容克貴族地主操縱。
富裕的紡織商人只需繳納一定比例的稅款，體面的貴族老爺甚至不交稅名義上需要上繳，但可以通過一系列操作將其轉嫁到其他人身上，而紡織工所要上繳的稅款比例要遠高于那些商人，更要承擔各種封建義務、服役和特殊稅種。
這種稅收上的不平等更是加劇了當地人的反抗情緒。
其實單從收入來看，西里西亞的紡織工人平均工資為150弗羅林年，要高于當時普魯士的社會平均水平。
但是西里西亞卻有著全普魯士最高的物價，尤其是食物、食鹽、煤炭等生活必需品平均溢價高達30，稅種也要多于全國其他地區。
酒水是這里唯一平價的商品，不過當地人喝的不是啤酒也不是葡萄酒，而是烈酒。當時烈酒就是廉價酒的代名詞，又被稱為劣酒，長期飲用這種酒的當地人身體狀況可想而知。
對于西里西亞經濟的衰落，普魯士政府還是十分關注的，但是前后的幾位高官都將其簡單地歸結于底層民眾的懶惰，以及目光短淺和缺乏遠見。
但他們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普魯士政府并沒有制定保護性關稅用來保護其紡織業，反而還說服德意志關稅同盟打開市場接受來自于英國人的紡織品，以換取向英國出口木材和農產品的權益。
長期以來與俄國的貿易，一直都是普魯士發財致富的關鍵所在。
然而1833年之后，俄國統治的“大波蘭”地區紡織業開始興起，俄國人為了自身利益設置了貿易壁壘，斷絕了普魯士向東傾銷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