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雙方就不可避免的談到了圣地問題，所謂圣地問題就是伯利恒教堂鑰匙掌握在誰手中，圣墓教堂又由誰來修繕，等一系列圣所的管理權問題。
奧斯曼帝國自從衰落之后就一直對此十分小心，說是稚子抱金、匹夫懷玉也不為過。
阿福德帕夏早就知道烏瓦羅夫公爵會提到圣地問題，所以準備好了相關資料。
在拿到卷宗的那一刻烏瓦羅夫公爵也不得不感嘆對方的細致入微，每一份報告都是由奧斯曼語、希臘和法語三種語言書寫，其詳盡程度更是到了夸張的地步。
浩如煙海的卷宗里記載著歷代蘇丹頒布的敕令和奧斯曼政府關于圣地的公文，以及各個教派在其中發生的沖突、糾紛和相關裁決記錄。
這一世由于法國人沒有過多涉足圣地事件，所以此時圣墓教堂的鑰匙還是傳承自薩拉丁時代的穆斯林托管方案。
薩拉丁為了結束圣地內各派教士和信徒的沖突決定讓努塞貝家族和朱德家族輪流負責保管鑰匙，并每天負責圣墓教堂的開門和關門儀式。
由于薩拉丁的特殊身份，哪怕是后繼者的奧斯曼人也不得不尊重他的做法，久而久之便成了慣例。
輪換的日期和程度都已固定，奧斯曼帝國官方也保存著輪換相關的時間表和具體人員名單。
阿福德帕夏還在一旁補充道。
“為了確保一切公平、公正、公開，我們還請了亞美尼亞教會代表作為第三方見證人。”
不過此時的亞美尼亞教會在基督教世界并不是那么遭人待見，至少沒有奧斯曼人想的那么遭人待見。
雖說此時亞美尼亞人在名義上投靠了俄國，但他們從未放棄過獨立的想法。
這在俄國的大國思維中顯然是有些大逆不道的，大多數有些見識的亞美尼亞人也清楚這一點，所以雙方一直是處于一種貌合神離的狀態。
所以當阿福德帕夏提到亞美尼亞教會的時候，烏瓦羅夫公爵皺了皺眉。
平心而論奧斯曼人的這些資料確實十分詳細，如果雙方易地而處奧斯曼人絕對說不出任何話來。
但問題是此時兩國實力上有差距，而且說白了這些記錄不過是奧斯曼人的一面之詞，亞美尼亞教會代表的見證更是個笑話。
再說說記錄本身的問題，這些資料越多，潛藏的錯誤就可能更多。而且這些資料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記錄，那可以操作的空間就更大了。
哪怕是拋開這些問題本身，作為記錄者的奧斯曼人的傲慢就躍然紙上。奧斯曼人所謂的仲裁記錄明顯是在以上位者自居。
至于那些仲裁本身更是離譜到不能再離譜，基本上就是誰的聲音大，誰的后臺硬就誰有理，有些官員甚至直接以雙方奉金的多少來判斷對錯。
所謂奉金就是赤裸裸的賄賂，曾經奧斯曼官員的傲慢在此時成了這個國家的催命符。
“奧斯曼帝國有什么資格進行仲裁？”
面對烏瓦羅夫公爵咄咄逼人的態勢，阿福德帕夏沒有退讓。
“這是我們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其上發生的事情自然要歸我國政府管理。”不過他還是留了緩和余地。
“在奧斯曼帝國領土之上向蘇丹陛下效忠并納稅的每一個人都會受到奧斯曼帝國法律的保護。
他們可能是天主教徒，可能是猶太教徒，也可能是穆斯林或者是東正教徒。